国民政府在经济方面同样存在困境，这是受国际经济秩序影响的，国民党和共产党在各自能力范围内，分别采取不同的办法应对困局，打了两场非常重要的货币战争。
1.1、抗战前有过一段非常不错的“黄金十年”，指从国民政府定都南京的1927年到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的1937年，这十年除个别时期之外，中国的经济发展确实还不错，有民族资本家的奋斗，国民政府的一些经济政策，也有全球经济秩序变迁的原因。
1.2、而这一阶段正是世界著名的30年代经济大危机时期，从1929年底开始，西方国家陷入了现代历史上最可怕的经济危机。危机使西方国家的生产平均下降1/3还要多，各国间的贸易总额下降了差不多2/3，平均有超过30%的失业率。西方世界的经济损失规模甚至超过了一战带来的损失。危机促成了德国和日本的法西斯化，英美法等国也一度风雨飘摇，一直到二战陆续转入战时经济体制，人们才摆脱经济大危机的威胁。
1.3、为何世界经济最糟糕时，反倒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黄金十年”？政治上说国民政府统一了大半个中国，这点是不够的，重要的是经济上的国际货币秩序变迁。西方的货币政策从19世纪中期以来都是实行金本位，即货币的发行是以黄金做储备的，纸币可自由兑换黄金。大危机发生后，人们都去银行挤兑黄金，西方国家纷纷暂停黄金对纸币的可兑换性。这加深了恐慌，人们想法囤积黄金，黄金价格上涨，导致白银的相对价格下跌。而当时世界上主要国家里唯有中国的货币采用银本位制，银价下跌意味着中国的货币相对西方货币贬值了。中国商品变得更便宜了，刺激了出口，刺激中国经济的发展。这一过程正好与国民政府推动建设的政策阶段相重合，于是就有了“黄金十年”。
2.1、黄金十年并非一帆风顺，其中有一个影响最深的变化由美国带来。美国的白银价格下降，几个以白银生产为重要产业的州联合几个农业州共同到国会游说，要求联邦政府干预白银价格。罗斯福总统于1934年6月签署了白银购买计划，规定美国的财政部要在远高于市场价格的基础上收购白银，直到市场价格达到该计划的预期为止。这法令导致中国市场上的白银大量外流到美国，中国出现了严重的通货紧缩，经济急剧萧条化。
2.2、南京国民政府跟美国的交涉没有效果，根本没有办法改变美国的政策，不得已国民政府从美国争取到财政支持，在1935年推动了法币改革（所谓的“法币”就是“法定货币”的简称）。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件大事，货币逻辑发生了深刻的变迁，从以贵金属储备为担保的本位货币，历史上第一次转化为以政府信用为担保的信用货币。也就是政府担保，拿着这些纸就能买到东西。
2.3、本位货币和信用货币的政治效应大不一样。例如本位货币是以贵金属储备作为担保，贵金属有相当大部分不在政府手里，而是在社会中，所以本位货币经常是由私人银行发行，而不是政府发行。信用货币是由政府信用做担保，只能由政府发行，准确的是由政府设置的中央银行来发行，这就导致了社会与政府的博弈能力大不相同。
2.4、其次，本位货币发行的数量不能脱离贵金属储备太远，因此不容易出现通货膨胀，货币价值比较稳定。信用货币的发行数量不受贵金属储备的限制，就容易出现通货膨胀，货币的价值稳定性差。现代经济当中政府会故意搞出一些温和的通货膨胀出来，以便刺激经济的发展，但是政府在财政压力过大的时候，有可能会为了筹款而滥发货币，导致恶性通货膨胀。
2.5、如果是本位货币，即使是纸币，跟拿着贵金属区别不是特别大，因为可随时兑换，人们可放心接受和持有。而信用货币则纯属基于对政府的信任，如果信任度下降，就没人愿意接受这个货币，它就成了废纸。
2.6、通过法币改革，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了国家资本主义，获得了相对于地方军阀的不对称财政优势，进一步消除了地方势力的自主性，这算是某种意义上的中央对地方的货币战争。
2.7、对南京国民政府而言，法币改革时机不好。改革后不到两年，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抗战胜利后又继续打了四年内战，这些都让国民政府陷入严重的财政困境，只能用滥发信用货币来解决财政问题，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而货币信用与政府信用是连带关系，货币破产了，政府的信用也就跟着破产了。南京国民政府后来失去了对大陆的统治权，这是根本原因之一。由此可看到信用货币让中央政府获得了一些政治上的好处，但也让它变得更脆弱，因为信用货币对国家能力的要求远远高过于本位货币。
3.1、抗战时期，日本只能控制占领地区的城市和交通线，下面的乡村里，国民党统治多数瓦解了，而共产党则有办法在此建立根据地。山东半岛的胶东抗日根据地的货币运作模式很有特色，这根据地成立了一个银行叫北海银行，发行的货币叫北海币。由于根据地政权没有办法让人民相信它会永远存在，所以只能发行本位货币而不是信用货币。而本位货币需要的一般担保物又没有足够的贵金属储备。
北海币
3.2、北海银行创造性的以农业物资储备作为担保来发行北海币，用北海币可随时兑换根据地政权所储备的农业物资。银行根据农业周期来调整货币发行数量，并根据物价涨跌的情况，安排根据地的工商局吞吐储备物资来回笼货币或投放货币，调整货币流通量来保持币值稳定。北海币一系列的做法非常成功，在其流通领域中的信用远远好过法币和汪精卫政权发行的伪币，成为了强势货币。根据地的经济官员还因此总结出关于北海币的“物质本位”理论，摸索出通过控制纸币的发行，进行宏观调控的政策等等。
4.1、胶东根据地能赢得货币战争，而国民政府不行，就涉及到中国经济的二元性问题。中国作为超大规模的国家，它的经济是没法被外部世界整体性拉动起来的，只能被局部的拉动起来，这会造成中国的经济严重二元撕裂。口岸城市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但乡村地区仍在传统经济中挣扎，所谓“黄金十年”时期就是如此，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发展成为远东顶级大都市，但是它们与内地乡村的经济联系就很弱。
4.2、而此时城市的秩序由国民党主导，乡村的秩序由共产党主导。这原因在于苏联推动的共产党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参与了其中的农民部工人部等等，做基层宣传和组织工作。等到了国共分裂之时，国民党就欠缺了向社会最基层辐射影响力的渠道。在这之后，国民党的力量基础主要在城市，共产党的力量基础主要在农村，这两种路径就形成了一种差异化竞争的格局，两种货币战争不同结局，根源就隐藏在此。
5.1、北海币的实践之所以能成功，原因之一是其物质储备来自农村自产，而农村传统经济受外部世界的货币经济影响较小，法币的恶性膨胀在这里带来的冲击也小得多。北海币的货币机制与农村传统经济相匹配，再加上是在根据地小区域中，环境简单，物资与货币容易形成匹配关系。这样一种货币机制几乎可以无缝对接入计划经济，建国后许多经济政策，在抗战时就已有了一些相应的经济实践。
5.2、而国民党的法币机制是应用于市场机制的，并要在全国大区域当中运营经济，而中国的二元经济传统结构，使得国民党的货币机制显得过于超前了。一方面没法深入影响传统经济，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很发达的城市，恰好是受到恶性通货膨胀的冲击最厉害的地方。这样国民党既无法主导农村，又丢掉城市的支持，最终就只能接受统治失败的苦果。
2018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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