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因为参加了弯弯老师的共写坊，我不会在阅读中抓住一个小小的感触开始整理思绪写下来。这可以说是我头一回干，过去的读书笔记以摘抄为主。感觉这是一个不小的进步呢！
张文质老师在《教师的使命》中引用了美国教育家鲍耶尔的观点：学校越小越好，小到校长能够叫出每一个学生的名字，那是最好的一个学校，不要超过300人。
因为一旦学校过大或者班级过大，你就会从对个体的关注转向对班级的控制，这种控制逻辑就会破坏学校的日常生活。你怎么还有可能注意到复杂性呢？你怎么可能对这个生命本身有某种敏感呢？
教育最高的境界是对生命本身的敏感，教师的心为什么会变得越来越粗糙？这是跟大班逻辑，大校逻辑，跟最后的那种按平均分排名是有直接关联的。
当看到这句“对个体的关注转向对班级的控制”，联系自己的教学工作，恍然大悟，我的确很多时候花精力在班级管理上，对于课堂上文静乖巧的孩子关注很少。不少不愿意，实在是班额太大，人一旦多，纪律就放在首要关注上。
刚刚毕业的这一届学生，我在他们二年级时制作了一份个人成长档案，想让自己对每一位学生有一个纵向的设想和看见，想在这样慢慢纵向变化中我能够有的放矢，个性化地协助他们成长。
因为要执教全年级六个班，将近三百人，我做的这份音乐学习个人成长档案无法复杂，工作量太大会实施不下去。每个班级一本，每个人一份表格式，横跨接下来的四个年级。将音乐学习态度、基础、基本技能和音乐要素欣赏水平罗列出来，也不能太过详细，否则实施困难。抓住核心进行每个学期的登记。
冲着想帮助能力不一、态度不同的每个学生在原有基础上，在我的个性化辅导上有切实的提高，在制作简单的个人成长档案的过程中，兴趣盎然、憧憬满满。
然而，很快被现实打倒。
一个班级四十五个学生，就某一项技能的检查，哪怕是分开课时抽测，占据了许多课堂时间，没多久就不能像预想中那么踏实地记录下来。
况且，当我开始个别表演时，总有一小撮孩子百无聊赖般不愿意静静欣赏，尤其于是音乐表现困难的学生，座位上的孩子更容易分心。这时候，我就得教育引导，组织活动，甚至就是想办法控制局面。这样一来，很容易形成对峙，课堂氛围因为批评变得冰冷。
于是，我开始物色小组长，让组长分头去了解组内学生学习情况。时间好像是省了点，但其实我对个体的认识依然不深刻。
由此，对学生的理解很容易抽象化、标签化。有时，我挺羡慕班主任，他们和班里每个学生的链接都很密切，我们音乐学科教的学生多，但是真正产生较深入的链接很少。
或许，学生对我这位音乐老师的认识也是抽象化、标签化的。
学校的整个文化改造成战场文化，你就不可能去研究复杂性，不可有对生命中的某种困难，某种愚钝，某种就他成长而言的延缓状态，有更多的关切，更多的同情和更多的耐心。
孩子身上存在各种差异性，他是多方面的，在智力发展上本身有差异，家庭的文化追求上有差异，孩子发展的阶段性上有差异，这些都是生命的常态
佩服张老师对问题的研读，能够由表及里。我们有时候对学生一些学习反应的不满，就是对他遇到某种困难，某种就他而言的延缓状态缺乏理解和关切。
对学生生命本身的敏感，就是以生长性的眼光来看待他们。这份生长性不仅仅是“每个孩子都有自己成长的节奏”，还应包括对他过去生命历程的关心与理解。
如果不去了解（探寻）过去生命历程对他的影响，就无法做到理解此时他的与众不同，无法同情他的困扰。很有可能拿标准去衡量眼前不同一般的学生。
用生长来构建新的课程，而不是用科学的逻辑来设计课程。
用生长就换了一个视角，就能回到人本身的视角去理解人，看待人，这是作为一个教师，学校文化的转向，要回到个人，回到具体，回到差异，回到复杂性，回到未知上，甚至还要回到一种更强烈的自觉上来。
虽然现实要面临无数的甄选，大多数的孩子逃避不了选拔，但是进入学校不仅仅为未来的人才选拔做准备，就如那句“童年不是成年的准备期”，童年是人生中独具价值的阶段。它将对整个人生产生深远的影响。
我们拿标准衡量学生，只会抽象化学生。我们当他们一个个带着过去的影响，有着未知漫长的未来的具体的人，我们对他们的理解和态度也会发生变化，会有更多的慈悲心。
我不管你未来是谁，未来会成为谁，我都尽我现在最大的努力去帮助你，我们会用另外一个词形容他成全。
非常喜欢成全这个词，若凭己之力能够小小成全学生音乐方面的兴趣与能力，岂不是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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