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解脱之道，存于出世，而不存于自杀。
——王国维 原文
在这一节，王国维通过《红楼梦》诸多人物的悲剧人生来分析解脱的N种方式。
金钏投井、尤三姐自刎，她们不是以死解脱而是被现实逼迫想不开罢了。而柳湘莲出家和芳官的出家达不到王国维所谓的“出世”，亦不过是回避现实的一种方式，也不能称得上解脱。
“出世者，拒绝一切生活之欲者也”，解脱并不是形式上的出家或自杀，而是真正摆脱了生活之欲。
例如鸳鸯，虽然选择了自缢，但却和金钏、尤三姐不同，她已涤清了生活之欲，颇有几分看破红尘的意思，但她迫于现实的无奈只能选择自杀。
在王国维看来《红楼梦》一书中真正得到解脱的仅宝玉、惜春和紫鹃三人。
但这三个解脱小达人还可以分成两类：
而解脱之中，又自有二种之别：一存于观他人之苦痛，一存于觉自己之苦痛。然前者之解脱，唯非常之人为能，其高百倍于后者，而其难亦百倍，但由其成功观之，则二者一也。
——王国维 原文
一种是体会别人的痛苦而达到自己的解脱，另一种是体会自己的痛苦而解脱。前者更高级也更难，只有非常之人才能做到。贾宝玉属于前者，惜春与紫鹃则属于后者。
前者之解脱，超自然的也，神明的也；后者之解脱，自然的也，人类的也；前者之解脱，宗教的；后者美术的也。前者平和的也；后者悲感的也，壮美的也，故文学的也，诗歌的也，小说的也。
——王国维 原文
贾宝玉的解脱不是最后落寞时刻的悬崖撒手，而是在繁华顶点的处便已种下了解脱的种子。在无限明媚的春光中，在花繁柳盛的女孩从中，他听到林黛玉的《葬花吟》时由花开看到了花谢、由美景看到了凋零，想到这一切“终归到无可寻觅之时”，竟恸倒在山坡上。
“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宝玉而已”，诚如是也。
一个人在悲哀的境遇中自然很容易陷入悲哀的情绪，而在欢乐的顶点有时候竟也会生出一种刻骨的悲凉。这种悲凉比之前者往往深刻许多，因为它摆脱了切身的利害，而指向了人生的终极。
——苏缨 解读
这“胜地不常，盛宴难再”的悲凉之叹只有人类中为数不多的天才才能感悟而发，而大部分国人不能也不愿去做这样的思考。所以像《红楼梦》这样的“宇宙之大著述”却被“冷淡至此”（当时并不是四大名著，只是不入流的小H书），连作者是谁都不知道（连作者故意隐匿姓名），只因“这书之精神大背（悖）于吾国人之性质”。
中国人一向沉溺于生活之欲，缺乏艺术的知识，所以在王国维眼中这些普通人浑浑噩噩地度过一生，虽然痛苦却不知为何而痛苦，更不要提从痛苦之中解脱，这样的人生无异于行尸走肉。
而《红楼梦》全书与王国维的人生与思想高度契合，所以他在这本书中看到了一条通往解脱的金光大道。
颇具嘲讽意味的是，《红楼梦》并非完璧，后四十回与前八十回主旨大相背离，甚至颠覆了原作的本意，但王国维却对这个结局极度赞赏，甚至从中看到了突破“摇摆之苦”的终极解决方案。
更具嘲讽意味的是，寻找到终极解决方案的王国维最终选择沉塘自溺，结束了自己五十年的人生。
在钟摆定律中，王国维一定是处于“得而生厌”的一端。他出生于富足的书香门第，纵观他的人生仿佛一无所缺，他有大把机会和资源投身于学术研究，他著述颇丰、造诣精深，是一代国学大师。
更需要注意的是，王国维写作这篇《红楼梦评论》时尚不足三十岁，这时他有娇妻在侧，有年幼子女，本应沉溺于温香软玉的年纪，却像贾宝玉一样在最繁盛之处看到了宿命般的悲凉。
他从很年轻的时候便执著地寻求解脱，从这一点来看他的人生并不快乐（至少不是世俗意义上的快乐），他也肯定不像苏东坡那样潇洒达观。
当他自溺时一定认为自己是“解脱”的，是出世的，是脱离了生活之欲望的。
用现代观点看王国维当是一名抑郁症患者，可能还有些偏执，在他的百度百科上有这样一段话：
王国维的辫子留得不合时宜，却也并非是为忠君而留——溥仪的辫子己经剪掉了。看来，保存一点对传统文化的纪念，作为与现实生活抗衡的文化品格象征，才是这条辫子存在的意义。这种欲以一己之坚贞持守与社会相对抗的想法，如果仅就个人品格而言，自然有其可敬的一方面，但从整个社会的发展趋势而言，则又显得极为愚执可怜。这种带有极浓重的悲剧色彩的选择，也注定了王国维在悲剧中度过他的后半生。
写这几篇文的时候我正被封控在家，于是网购了些置物架打算把家里规整一下，然后就折腾了个底朝天。
当我拧螺丝的时候突然想到了王国维——这种鸡零狗碎的事大约不曾出现在他的生命之中，所以他才能写出那些精美高深的论著和不染纤尘的诗词。而我这样的庸碌之人注定稀里糊涂，即使身为乞丐也乐得活一天是天，至于解不解脱倒不如“午饭吃什么”更让我纠结。
与所有真正的艺术家一样，王国维的世界干净而脆弱，最后引他的一首《蝶恋花》为例：
阅尽天涯离别苦。不道归来，零落花如许。花底相看无一语，绿窗春与天俱暮。
待把相思灯下诉。一缕新欢，旧恨千千缕。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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