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年三十晚上，穿新衣是很有仪式感的，穿上新衣就代表过年了。家里里里外外打扫干净，吃过年饭后，妈才准许我们姊妹几个穿新衣服，首先洗手、洗脸，再把脚洗干净，才能拿出做好的新衣服，把里里外外、上上下下都换成崭新的，到爷爷奶奶家去拜年，就算是过上年了，要是哪一年没穿新衣服，感觉年就没过好。
80年代，镇上没有服装店，我们的新衣服都是在裁缝店里做的，一到过年，裁缝店里挤满了人，裁缝日夜赶工，有时候去的迟了，裁缝会告诉订衣服的人说，过完年吧，过完年再做，现在赶过年做不出来了，活太多了。
我在上小学四年级之前，爸一直在外面跑车拉木头，我们家的经济状况在当地算是比较好的，年年有新衣穿。一进入腊月，妈就带上我们姊妹几个上裁缝店，订做过年穿的新衣服，到了店里裁缝一会让我们站直，一会把胳膊伸直，从头量到脚，然后是选布料，布料选好，付订金，再然后就跟妈回家等，天天盼新衣服快点做好。等到约定取衣服的时候，格外兴奋，拿到新衣服，试穿完合不合身，妈就不准我们再穿了，要一直放到过年才能穿。妈说穿过的衣服，过年的时候就不新了。
小学四年级那年，爸把东风车卖掉不跑了，跟庄子上的几个人赌博，把家里的钱全输光了。那年妈没带我们到镇上做新衣服，那年冬天妈用她出嫁时陪嫁的一件棉袄，改小了，给我穿，我穿到学校，还记得老师夸我的衣服好看，可能是因为太独特了吧。那年过年的时候我们只办了很少的年货，桌子上盘子里摆的基本上都是妈炒的大豆和葵花子，没有其它零食。过年的时候我们没有新衣服，年好像也没有了仪式。。。
那个年代的农村里，每家每户至少要养一头猪，快过年了才杀的猪，就是过年猪。没有七八个人，猪是没法杀的，还要叫上几个姑婶来煮肉，大人们来的时候，一人带上几个小孩子，杀猪的时候比过年还要热闹许多。
腊月里，选个时间，把杀猪人请到自已家里，叫上几个身强力壮的邻居到猪圈里抓猪，用一根结实的木棒，把猪的四个蹄子捆在木棒上，猪拼命地嚎叫着，一个庄子的人都能听见，但是杀猪人从猪脖上一刀子下去，就听不到猪叫了，大人们抓紧时间拿一个盆子在猪脖子下面，猪血咕嘟咕嘟地往下流，一会儿流一盆。在杀猪之前，要在屋外架一口大锅，用柴把水烧开，几个人抬着猪，“嘿吆嘿吆”吆喝着，一会儿抬高，一会儿放低，干嘛呢——烫猪毛，完了好拨猪毛。然后杀猪人对猪开膛破肚，猪的内脏扒出来把脏东西倒干净、清洗很多遍，挂到闲屋的房梁上，待闲时煮来吃，小孩子们的任务是把猪尿泡吹大，把猪血装到里面，扎上口也挂到闲屋的房梁上。
那个年代大部分农民冬天不买菜，吃的基本都是窖藏的土豆、萝卜、酸菜、咸菜等，用猪血和面，擀血面条，做萝卜酸菜烩血条，是我们这儿冬天里最受欢迎的一道菜。那时镇上也没有菜店，农民把买菜叫换菜，菜贩子开着手扶拖拉机走村串巷，没有扩音机，大声的叫卖“换菜了，换菜了”，人们就能听见，背上半袋麦子就出去换菜了。
那时穿个新衣服，吃个新鲜菜并不是每天都可以有的。 现在想吃什么，到饭馆里，喊一声服务员，一会儿就端上来了，新衣服买来想什么时候穿就什么时候穿，却没有了那种仪式带来的幸福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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