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与夫人

1921年底，即将从清华大学毕业、准备赴美留学的闻一多收到了父母的来信，知道父母又要催他回家结婚。尽管他曾多次据理力争，可在那样一个父权社会里显然无济于事。苦恼万分的闻一多只能借诗抒发痛苦:“你看! 又是一个新年  一好 可怕的新年!张着牙戟齿巨的大嘴招呼你上前;你退既不能，进又白白地往死嘴里钻!”就这样，1922年的新年成了他生命中“最痛苦的一天”。

父命难违，闻一多不得不回乡成亲，但他同时提出了“不祭祖、不行跪拜礼、不闹洞房”的条件，以此来消极抵抗。结婚那天，他早早就钻进书房看书，后来在家里人的生拉硬拽下，勉强理发、洗澡、换衣服，可当花轿到来的时候，他又躲到了书房，最后大家连推带拉才把他拥到前厅，完成了结婚仪式。

新娘叫高孝贞，是闻一多的远房表亲，读过私塾，没有裹脚，这在当时已经非常难能可贵，然而对包办婚姻恨之人骨的闻一一多不肯多看她一眼。蜜月是在他的极度反感和逃避中度过的，闻一多靠读书和研究诗文排解痛苦，并在期间完成了两万余字的论文《律诗的研究》。

经历过“五四”的洗礼，最终却成为封建个知的栖牲品，绝望之下，间一多给弟弟写信，痛说自己的不幸:  “大家庭之外，我现在又将有了一个小家庭，我一想起，我便为之切齿发指!”他甚至决绝地说将“以诗为妻，以画为子”，字里行间，其内心的愤懑无以复加。

好在回到清华大学后，闻一多渐渐冷静下来，他觉得婚姻已成事实，自已就必须对妻子和小家庭负起责任来。他觉得自己的妻子不应该只是一个恪守妇道的女子，而应该成为一个有学识、有思想的新女性，于是他写信给父母，希望父母同意送高孝贞去读书。

在他的坚持下，高孝贞进人武昌女子职业学校学习。1922年夏，闻一多赴美留学后，经常写信关心她的学习情况，在信中，他以美国著名女诗人为例鼓励她，说:“ 女人并不比男人弱，本来就应该可以做学问、做大事，外国女人是这样，中国女人何尝不能这样呢?”

在与高孝贞的鸿雁传书中，闻一多逐渐对妻子产生了好感，身在异国的他生出了相思之情，写道:““爱人啊! /将我作经线/你作纬线/命运织就了我们的婚姻之锦...尤其是得知女儿出生的消息后，闻一多对妻子的爱更加深厚了。

      1925年夏天，闻一多提前两年结束了留学生涯，回到北平国立艺专任教。他把高孝贞和女儿接到北平，开始了真正的小家庭生活。脱离了礼教的约束，高孝贞也变得热情主动，做家务之余，她与闻一多一起看书学习， 陪孩子玩，这迟来的“恋爱的情感”让闻一多变成了一个热爱家庭的人。他对好友说:“ 世界上最美妙的音乐莫过于在午夜醒来，静听妻室儿女在自己身旁轻轻的、均匀的鼾息声。  ”言语间无不透出幸福的味道。

      随着几个孩子相继出生，闻一多的家里充满天伦之乐，家庭再也不是他的负担，而成了他温馨的港湾。

可是好最不长，卢沟桥的枪声打破了他们平静的生活。那时，高孝贞正带着大儿子、二儿子在湖北探亲，闻一多与三个小儿女留在北平，炮南中，家庭被迫分隔两地。危难时刻，他更加想念妻子，却只能在信中倾吐思念:“我一 个人在屋里，静极了，我在想你，我亲爱的妻。” 可惜由于战局突变，他们暂时无法团聚。

次年，西南联大成立后，闻多随校任教，高孝贞终于带着孩子们过来了。可是时局越来越紧张，供应越来越差，联大教授大多吃不饱、穿不暖，闻一多的薪水根本无法养活一大家人， 于是授课之余，闻一多靠给人刻章补贴家用。每到深夜，看着劳累一天的他仍在灯下劳作，高孝贞总会悄悄地为他端上一杯热茶。

在困苦的环境下，没有干过重活的高孝贞学会了开垦荒地，种些时令蔬菜，她还带着孩子们下河打捞小鱼小虾，勉强改善生活。为了躲避空袭，他们在昆明住了八年，搬家八次，其间的担惊受怕、所受的辛苦操劳可想而知。然而清苦的日子里，他们一家人相亲相爱，这就是最大的幸运与幸福。

有一件趣事最能看出二人的可爱之处。  “上课黄昏后，楚辞红锡包”，在清华园时，闻一多的吸烟“美名”  就流传在外，可是，为了一家人的温饱，他决定戒烟。高孝贞却坚决不同意，说:  “你天那么辛苦劳累， 别的没有什么可享受的， 就是抽烟这个嗜好，我们家再困难也要把你的烟钱省出来。”但因为没钱，闻一多买的烟质量很差。看着闻一多被劣质的纸烟呛得咳嗽不止，高孝贞心疼不已，她决定亲手给闻一多做旱烟。

她挑选嫩点儿的烟叶子，洒上点儿酒和糖水，揉匀后，用刀切成细细的丝，再滴几滴香油，耐心地用温火烘焙，制成的烟丝色美味香。从此，闻一一多开始用上他那个著名的旱烟斗吸烟，他常常美滋滋地向朋友介绍:“这是内 人亲手为我炮制的，味道相当不错啊!”幸福之情溢于言表。

在闻一多的熏陶下，高孝贞不仅是他生活上的伴侣，还成为他最坚定的支持者。1945年10月， 蒋介石发动昆明事变，特务们冲进西南联大殴打杀害爱国学生，那个刽子手喜好附庸风雅，他久慕闻一多之名，想以丰厚的润资请闻一多为他题字，被闻一.多断然拒绝，高孝贞也毫无惧意:“饿死也不要这几个臭钱!”他的内心世界，她早已熟知。

作为中国民主同盟会委员兼云南省负责人，闻一多英勇地投身爱国民主运动，并在反动派的名单上“榜上有名”，特务甚至悬赏40万元买他的人头，朋友们都劝他离开，他却一一婉拒:“ 我不能离开苦难的人民，昆明还有许多工作等着我做。”他的这项决定，深明大义的高孝贞也坚决支持。

“一个人要善于培植感情，而经过曲折的人生培养出来的感情，才是永远回味无穷的。”从“切齿发指”的恨到对家庭由衷的爱，这是闻一-多对爱情婚姻的切身体会。

1946年7月11日，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李公朴遭到暗杀，闻一多不顾发着高烧、不顾时刻逼近自己的危险，在次日清晨五时赶到医院抚尸痛哭。

知道他就是第二个被暗杀的对象后，高孝贞担心到了极点，含泪劝他不要往外跑了，可面对他“事已至此，我不出则诸事停顿”的回答，她又强忍住了劝阻。结果，三天后，在李公朴殉难经过报告会上，特务们的叫器让闻一多拍案而起， 他发表了气壮山河的《最后的讲演》，当天下午，他就倒在了自家的大门外，年仅47岁。

她不顾一切地扑向他，身上沽满了他的鲜血...为孩子们，为了他的理想，她决定坚强地活下去。

后来在组织和朋友们的帮助下，几经周折，改名为高真的高孝贞带着孩子们回到北平，继承了他的遗志，她的家成了中共的秘密联络点。后来她又冒着生命危险投身解放区，红烛的光芒，她要接力下去。她知道，这样的她，一定是他更加喜爱的。新中国成立后，高孝贞又先后当选为河北省和北京市的政协委员。1983年11月，高孝贞病逝，享年81岁。

从花开到花落，他们的爱情里也许少了一点儿浪漫，可是，这丰富的心灵、高尚的品质，这勇敢和牺牲精神的统一， 难道不是爱情里最生动、最唯美的注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