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过了劳动节我们返回榆次时，我和小伙伴是迫不及待的。迅速收拾好行李，头也不回不带一丝留恋冲向火车站。以后的日子怎样还难说，先离开这鬼地方再说！可年少无知的我们未曾料到接下来的路更艰难。
回了榆次，我们开始干铁路社区卫生服务。医院送我们六个年轻姑娘，三个医生三个护士去太原学习一个月之后，投入运转。
先是摸底，了解各家各户情况。我们没有固定办公室，每天抱着空白登记页，骑着自行车，在各家属区每栋楼每个单元每个楼层每家的门前敲门，解释，登记。话说二十年前的我们绝对走在时代的前列，至少在榆次是先锋队伍。这二十年来，我始终认为院长当年的决定特别的片面。社区卫生服务一定是面向铁路社区的，因而需要有丰富临床经验的医护担纲，他们能解决服务对象的的实际问题；有工作经验的医护对铁路家属区更熟悉，他们多数居住在这些小区，至少摸底知晓率会远远高于我们这些小姑娘们。我们有什么？只有热情和体力。至少，院长当年应该配备些有工作经验的人坐镇，省下我们瞎子摸象的功夫。
然而，这些只是我个人的臆想罢了。时过境迁，当年决定我们命运的院长已作古。当年在社区卫生服务中看不到一丝的出路，便想着以合理的借口逃离——脱产读书。三年之后毕业，又干回社区。后来兜兜转转，我干了三年文职，才去到了妇产科。时年，我中专毕业十年了。当年我们一起干社区的六个小姑娘，一个调到太原，一个考研走了。我们四个，毕业十年之后，陆续回到临床科室，从头开始适应。当我们听到院长作古的信息，只在微信小群里“呵呵”了事。不管他对医院的发展有多大贡献，对于我们，被耽误了的十年，我们也只能“呵呵”。
从1998年下半年开始的社区卫生服务工作，我们从入户摸底开始，进入签家庭合约阶段。我们能干什么呢？就是给不方便去医院住院的老人们入户输液。而这一条是现在明令禁止的医疗行为。当年的我们敢干因为也只能干这些。大概1999年过年之后，我们在一个铁路家属区拥有一个固定办公地点，由一套70平米左右的住宅楼改造而成。如果这件事情推迟十年发生，赶上国家大力开展社区卫生服务的大背景，我们应该干得比当年好。当然，这些都是“如果”，在英文里，属于虚拟语气，假设而已。
生出逃离的想法，可能还是性格作怪。只做能力范围内的逃离的决定。我和小G决定去南铁医读书深造。复习，成人高考，领通知书，1999年9月，我们真的去南铁医，如今的东南大学医学院报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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