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继续赏读荀子的《非十二子》。
慎到和田骈都是战国时期的大咖，稷下学宫的名嘴，齐王尊他们为“列大夫”，齐国智囊团成员，国策顾问，享受部长级待遇、“国务院津贴”。慎到和田骈的政治主张基本一致，下面主要介绍一下慎到的思想。
慎到最初学习黄老之术，主张无为而治。他从道出发创立了一套法家的理论，揉道之无为与法之有为一体，他的理论可以概括为四个字：道、法 、势、术。
慎到认为法最大，君臣百姓都应该依法行事，只有君主可以制定和修订律法，但是君主不可随心所欲，律法应该遵循道，因此律法本质上不是维护君主的私利，而是代表公共利益，很有一点西方君主立宪的意思。怎么能够保证君主立法不会只顾私利呢？谁来监督制约君主呢？如何能够确保君主制定出一部好的律法？慎到没说。更可怕的是，慎到甚至强调坏法也好于无法。慎到的法披了一件道的外衣，却无法保证表里如一。
君主的权力至高无上。慎到打了一个比方，君主是天上腾云驾雾的飞龙，飞龙只有在云雾中腾飞，没有云雾，飞龙和地上的蚯蚓没有什么区别。云雾就是权势，君主依仗权势统治国家，没有权势，君主和普通人没有差别。即使尧舜没有权势，百姓也不会俯首听命，因此君主必须拥有权势，臣子必须服从君主。慎到这一主张隐含了一个逻辑，即君权不是神授的，是拥护的人赋予的。这与权力来源于人民，君主只是信托人的现代观念相似。
慎到反对人治，认为君臣无所谓贤良与否，只要有律法存在，君主不贤也可治国，但是如果没有律法，国家就无法治理。臣子也不需要贤良，臣子只要服从君主的命令，有能力把事情办成、办好就可以了。臣子不必贤良，但必须有能力，就是才第一，德第二，才比德重要。这就彻底否定了儒家崇奉仁义的圣王之道。
有律法作依托，君主应该无为而治，不必事必躬亲，把自己搞得精疲力竭，具体事务应该由臣子负责，对君主忠心耿耿，夙夜不懈是臣子的义务。臣子办事不力，君主就追究臣子的责任。事情办坏了，臣子无法将责任推给君主。亡国之罪不是君主一个人的过错造成的，强国之业也不是君主一个人的功劳。无为而治，在慎到看来是一种驭人之术，其中我们也不难发现现代管理学的要义。
慎到“道、法、势、术”的思想表面上自成体系，实际上存在许多自相矛盾之处，而且与现实情况脱节，无法落地实施。《战国策》里有这样一个故事：
齐国有一个人问田骈：“听说你品德高尚，不愿做官，只要能为老百姓做点事就行了，是这样吗？”
田骈不解地问：“你怎么知道的？”
齐人：“我从隔壁姑娘小芳身上知道的。”
田骈一脸懵圈：“这怎么说？”
齐人：“小芳发誓终生不嫁，可是不到三十岁，孩子却有七八个了，比嫁了人还厉害。你不做官，也没见你为我们做什么事，可是却有俸禄千钟，婢仆百人，比做官还显摆。”
田骈羞愧得无地自容。
慎到和田骈思想的矛盾之处，荀子一目了然，他评价说：崇尚律法却实际无法，轻视贤人君子，抛弃圣王之道，喜欢自搞一套。对上唯命是从，把律法抛到九霄云外；对下任其随波逐流，不讲德行修养。他们整天宣扬制定典章条文以治理国家，但我们只要仔细考察梳理他们的观点，就会发现那套东西完全脱离实际，根本没有落脚点，无法用来界定名分，治理国家。但他们说起来却似乎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普通人很容易被他们蒙蔽欺骗，就是慎到、田骈之流。
如今，不少人在各种讲坛上高谈阔论，拥粉百万千万，像田骈一样身家千万，却不能给百姓带来一点好处。好歹慎到和田骈的理论还是原创，这些人贩卖的大多是西方的残羹冷炙，因此他们其实比慎到田骈差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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