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老师曾经说起一件事，他的朋友找他倾诉烦恼，他云里雾里听了很久，终于忍不住问：“你的问题，到底是什么？”
许多人往往找不到事情的关键所在，缘于提不出好问题。
而有一位英国人，提出了一个关于中国的问题，被称为“李约瑟难题”，至今已有几十年。但在我们身边，随便找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不一定能回答和说清楚，包括自己在内。因此对他的故事产生了兴趣。
第一次看到李约瑟的名字，是在《万历十五年》的作者黄仁宇先生的另一本书中。黄仁宇说过：研究历史的人有三种境界，前两种是工匠和技师，最后往前进一步就是思想家。黄仁宇1972年受李约瑟邀请去剑桥与其共事数年，那时李约瑟仍在主导开始了近30年的《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的研究写作中。
第二次，再见李约瑟的名字，是在去年12月去敦煌，在当地博物馆一个关于莫高窟的图片展中，看到十几张他在1943年拍的黑白相片。取材很有趣，除了莫高窟外，有很多当地风土人情照片。可以看到当年敦煌民间和士绅的流行时装，还有街头巷尾的食铺，掌勺师傅在街边一口大锅旁忙乎着，也许是做胡羊焖饼或羊肉烩面，估计吃腻了炸鱼薯条的英国人在一旁咽着口水，然后咔嚓来了一张。
可惜只拍下这一张
最近读描绘抗战时期流亡西南的知识分子与民族精英尔后再回归中原的《南渡北归》，有几章专门写那时来访中国的李约瑟与中国结缘的故事。
时间倒带回1922年夏天，李约瑟无意中读到一位中国留美学生用英文在《国际伦理学杂志》发表的一篇《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对中国哲学的历史及其后果的一种解释》的论文。文中认为中国之所以没有科学，“是因为按照她自己的价值标准，她毫不需要”。作者感慨道：“依我看来，如果中国人遵循墨子善即有用的思想，或是遵循荀子制天而不颂天的思想，那早就产生了科学。”这篇文章的作者，就是后来任教清华、西南联大、北大的冯友兰。
当年李约瑟读罢这篇奇文，于惊奇不解中生发出一系列感慨与质疑：许多年来，自以为高等民族的西方人对中国文明的无知、蔑视与偏见，以霸道的逻辑搞出的“欧洲文明中心论”与“中国文明西来说”等一系列学说，对中华民族和中国人已是极端的不公正和羞辱了，难道连中国人自己都不承认中国有过科学？！冯友兰的观点对喜欢东方文明和中国文化的李约瑟的精神产生了极大刺激。
1943年2月，李约瑟从印度加尔各答经过当时的驼峰航线，抵达云南。1943年至1946年间，李约瑟以外交官的身份在中国出行十一次，行程3万英里。在戈壁沙漠的敦煌盘桓，在洞窟速写、拍照。到都江堰驻足于公元前250年建立的大坝前，对这一中国古代工程深感敬佩。他在途中遇见了不少三教九流人物，对中国文化历史有了更深的了解。在四川李庄的山坳里，李约瑟遇到了后来《中国的科学与文明》这一事业的重要助手王铃。
1943年夏天，李约瑟来到成都，受大学邀请发表以《科学与社会》为题的演讲，并针对冯友兰的学说特别提出：“科学是人和人的合作，以及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而累积起来的结果。全世界的各民族，都曾对科学有所贡献。在远古时代，埃及、巴比伦、中国和许多地中海国家，都对数学、天文、医药、化学及地质有过贡献。在这些科学中，古代中国对炼丹术及在工程方面贡献特别伟大。”
人生有很多偶然与必然。李约瑟因质疑冯友兰的观点，开始对研究中国科学史产生兴趣。与中国的情缘，始自爱上自己的中国学生和研究伙伴鲁桂珍，鲁桂珍为他取了中文名字“李约瑟”。
1942年夏天，他专程前往纽约，看望在美国工作的鲁桂珍，告诉她即将踏上中国国土这一消息。李约瑟告诉鲁桂珍一个突然产生的疑问：中国科学，总的来说——为什么没有得到发展？这就是今天我们仍在津津乐道的“李约瑟难题”（Needham Puzzle）的雏形。
“为什么在公元1—15世纪的漫长岁月里，中国在科学技术方面比西方更为有效并遥遥领先？中国究竟有哪些科技成就及其贡献？为什么中国的传统科学一直处于原始的经验主义阶段，而没能自发地产生近代科学及随之而来的工业革命？”
虽然至今在李约瑟的同行中，对他的研究成果褒贬不一，李约瑟生前毫不夸张地坦诚自己沉迷于道教和长寿术的研究，热心收集房中术书籍。他的红颜知己鲁桂珍在《李约瑟小传》中对他的评价也没有过分赞誉～“李约瑟并不是一位职业汉学家，也不是一位历史学家。他不曾受过学校的汉语和科学史的正规教育。” 但这些都不妨碍他提出了好问题，这个问题成就了他一生的事业，并因此结缘中国，与周恩来总理也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也许正因此，上世纪90年代，南京紫金山天文台把该台发现的一颗行星命名为“李约瑟”星。
“成熟的人”会说：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而合理的就是不必追究的，不必改变的。而如达尔文、爱因斯坦、顾准……一样“天真”的人，会无穷无尽地质疑和追问关于这个世界的道理。
仿佛又听到那个爱伸出舌头做鬼脸的爱因斯坦说：
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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