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
洋务运动
在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后，清政府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变局”，面对内忧外患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以及恭亲王等形成洋务派，主张发展近代工业，师夷长技以制夷。
慈禧为巩固自己的统治，挽救清朝统治危机，图谋富强，支持了洋务派。
李鸿章在镇压太平天国时，就认识到当时中国兵器的不足。于是在洋务运动初期，李鸿章主要创办军事工业，办了有江南织造局、金陵机器局等20多所兵工厂。
1870年，在曾国藩推荐下，李鸿章代替曾国藩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掌管军事、经济、外交等大权。出任直隶总督后，李鸿章痛感中国之积弱不振，原因在于“患贫”，得出“富强相因”，“必先富而后能强”的认识。同时李鸿章为解决军事工业存在的资金、燃料短缺、交通运输等困难，于是将洋务运动的重点转向“求富”。
在洋务运动后期，李鸿章又率先创办民用企业。著名的上海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都是由李鸿章一手创办。
光绪年间，李鸿章开始组建清政府的海军力量，北洋水师的成立代表洋务运动的巅峰。
同时，李鸿章注重培养新式人才，他创办了近代学堂，又向美、德、英等国家派遣留学生，翻译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建设了近代教育的新风气。
在洋务运动中经营时间最长，兴办洋务事业最多，贡献最大的便是李鸿章。其当时被誉为“中国第一人”。欧洲雕塑家把李鸿章称为中国的格兰斯顿，并列为“世界三大伟人”。
外交活动
李鸿章在辉煌的前半生中可谓是意气风发，但在清朝这个风雨飘摇日间衰败的朝代，有很多东西是不能自己决定的。
“予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遭遇不为不幸，自问亦未有何等陨越；乃无端发生中日交涉，至一生事业，扫地无馀，如欧阳公所言‘半生名节，被后生辈描画都尽’，环境所迫，无可如何。”
李鸿章如此评价自己的一生，可见其在外交上的无奈。
对李鸿章外交的评价一直是众说纷纭的。在这里我先不评价，我先来列举几件李鸿章外交的典型事件。
1.中秘外交——“秘鲁虐待华工惨案”
这次中秘外交中，李鸿章坚决强硬地维护了国家、民族利益，改善了华工在秘鲁的生活状况，。
这一外交李鸿章“一反常态”的态度强硬，在以往的外交中李鸿章一向有理也让三分。而这主要是由秘鲁的弱国地位决定，足以看出本国实力对外交的影响。
2.中英外交——“马嘉理案”
70年代中期，列强纷纷加紧在华的侵略活动，中国西北、东南和西南的边疆危机几乎同时出现。
俄、英染指争夺新疆，日本开始侵台试探，英、法两国加强了对越南和缅甸的入侵，其意在入侵我国西南边陲。这都标志着边疆普遍危机的开始。
在这种背景下发生了看似偶然实则必然的“马嘉理案”。马嘉理率领英军由缅甸闯入云南，开枪打死中国居民。当地人民奋起抵抗，打死马嘉理，赶走了英军。
事件发生后，英军声称是清政府指示当地人民杀死马嘉理，提出来了一系列要求。
在1876年（光绪二年）9月13日李鸿章和威妥玛签约，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使国家、民族权益进一步受到损害的《烟台条约》
3.中日外交——从“联日”转为“防日”
1871年9月李鸿章与日本签订《中日修好条规》和《通商章程》，此时李鸿章主张“联日”共同对抗欧洲列强。
但1879年日本吞并琉球，改为冲绳县。李鸿章自此对日本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而此时中俄因伊犁问题关系紧张，法国也在入侵越南，李鸿章不敢对日本采取强硬态度。 只能改变策略从“联日”转为“防日”。
4.对俄外交——“联俄拒日”
甲午战后，李鸿章从“三国干涉还辽”行动中又看到了一丝希望，走上“联俄拒日”思路上来。1896年6月3日，李鸿章与俄国签订《中俄密约》。但这却是引狼入室，俄国趁机占据了东北、旅顺。其他列强也不甘示弱，法国占领湛江，英国占领九龙、威海。密约成为一纸空文。
李鸿章这种以夷制夷的思想翻船，他想驾驭的“夷”太过狡猾，李鸿章不能轻易驾驭。这种一心依赖外国“援助”的御夷心理，使他与豺狼为兄弟，丧失主权，最终由自己和国家吞下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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