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古派与断代工程

疑古派与断代工程

20190110

        望文生义的理解“疑古派”，就是怀疑古代的学派，实际上真实的含义也大体如此，只是其概念和范畴是确切的，不能宽泛，也就是所说的”古”是有限定的，并不是怀疑一切”古”的东西。

        疑古派的说法是一个变体，更确切的说法是古史辫派，源于五四时期的几个人，对上古史的思辨，并将文章结集出版，名为《古史辫》。该书从1926年到1941年总计出版了7集8册，收集了以顾颉刚、钱玄同、胡适为代表的一些人，对于上古史，也就是三代史，包括事件、史籍等的质疑和思考。这些人因书得名，先是被叫做”古史辫派”，继而又被称之为“疑古派”。

        上古史确实有不确定的地方，与其说是“史”，不如说是“故事”，其关键是时间。

        上古疑云并不是始于近代，而且古已有之。司马迁作史记，因无法考证前周及其前的史实的确切纪年，因而弃而不用，使得中国历史有确切记录的起点，定在了公元前841年。试想两千多年前的司马迁，对于距他两千多呢前的事情，尚且存疑，更何况对于当代的人，存疑四千多年前的事情，也该是正常的。

        古史辫派在分析上古史的过程中，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史实和资料在不断的增加和丰富，就这一点足以引起怀疑。

        对于上古史的疑虑，主要源于史料的的匮乏和物证的不足，因此上古史难以成为信史，这一状况随后也出现了转机，就是甲骨文的出现。

        甲骨文的出现有些偶然，然而却是改变历史的事件。王懿荣、刘鄂、罗振玉、王国维、董作宾、郭沫若等人的研究，对于上古史的认知有所改变，使得商的部分历史成为信史。

        司马迁对上古帝王做了一个表，没有时间，却有顺序，也因无法考证，而成悬疑。

        王国维通过研究甲骨文，发现甲骨文上关于商王的文字记录与史记年表的记录基本吻合，由此断定，商的历史的真实性，当然也是缺少时间，但是已经确定了历史事实的存在。王国维还对于历史和考古，提出了二重证据法的思想，也是开先河的主张。

        有疑古，就有断代。早在西汉时期，刘歆就曾经使用天文历法，并结合相关文献，推算武王伐纣的时间，当然有用当时的认知的局限，虽然也有结果，但是并不确切。由此可见，对于三代史的研究，早就有了。

        既然叫断代，就是要明确，不能含糊，如果含糊了，就没有断代的意义了。最近，也不是确切的最近，应该是二十多年前，所进行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就想要完成这件事。

        那么“断代工程”与“疑古派”有什么关联呢，二者是有一些关联的。

        疑古派对于上古史的思辨，对上古史研究有影响和推动的作用，至少是提出了一个问题，需要有人来解释，就像世纪之初，希尔伯特提出的23个数学问题一样，解决了这些问题，就是解决了上古史的疑云，使得上古史成为信使。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在90年代后期，又有了一种新的观点，叫做“走出疑古时代”，而且愈演愈烈。

        当然我并不明白这些，但是有人对此提出质疑，走出疑古，然后要走向哪里。其实我倒是觉得，疑古是必须的，作为一门学问，疑古的思想是宝贵的，而需要做的是“解疑”。

        “断代工程”始于1996年，阶段性的终止于2000年，此后再无消息。断代工程经常性的口号是“走出疑古时代”，然而似乎并没有达到这样的效果，甚至说也没有达到“断代”的基本要求。

        不能否认，“断代工程”是做了一些事情的，但是这些事情距离“断代”的要求，还是有差距的。换句话说，断代工程给出的结论，并不确切，而且似乎是增加了新的疑点，有些结论，不是实证，而是一种选择，因而遭受质疑。

        对于“疑古派”和“断代工程”，我倒觉得，疑古派更加可贵，而“断代工程”，以及“走出疑古时代”口号似乎显得轻薄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