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秦始皇立储之谜一直是我们大秦迷心中的一个结。我们对秦始皇在立储君的问题上通常持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是认为秦始皇没有来得及确立储君；第二种观点是认为秦始皇在逝世前确立了大公子扶苏为储君。不论是持那种观点，都可以在《史记》中找到很多的相关凭据。比如持第一种观点的人，他们可以找出《史记·李斯列传》中的一段记载来佐证：“蒙恬止扶苏曰：‘陛下居外，未立太子，使臣将三十万众守边，公子为监，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者来，即自杀，安知其非诈？请复请，复请而后死，未暮也。’”这段记载可以说明秦始皇逝世前没有来得及确立储君。不过持后一种观点的人也能找出依据说明秦始皇临死前确立的是扶苏为太子。凭据一是秦始皇为何在临死前唯独给扶苏赐书而不是其他诸公子。《史记·李斯列传》中写到：“赵高因留所赐扶苏玺书，而谓公子胡亥曰：‘上崩，无诏封王诸子而独赐长子书。长子至，即立为皇帝，而子无尺寸之地，为之柰何？’”凭据二是秦始皇为何唯独安排扶苏担任戍边监军的重任，可见是有意锻炼，用心栽培，树立扶苏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威望。
对于以上两种观点我都不敢苟同，我的观点是第三种：秦始皇在逝世前曾明确立过太子，但所立的储君绝非是扶苏，秦始皇钦定的储君是秦二世胡亥。
二
扶苏肯定不是储君。有人说为何秦始皇逝世前唯独给扶苏赐书，那我们就来看看这封书信的内容。《史记·秦始皇本纪》与《史记·李斯列传》。《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上病益甚，乃为玺书赐公子扶苏曰：‘与丧会咸阳而葬。’”《史记·李斯列传》记载：“始皇帝至沙丘，病甚，令赵高为书赐公子扶苏曰：‘以兵属蒙恬，与丧会咸阳而葬。’”这两段历史记载只能说明秦始皇自知时日不多，赐书戍边的大公子扶苏重回咸阳，参与自己的治丧大典。因为在秦始皇所生诸公子中，只有大公子扶苏因早前触怒了秦始皇而被派往戍边，远离了咸阳皇宫。现在作为一个即将离世的父亲，秦始皇早已放下当年和大儿子的过节，要求自己的长子能及时回咸阳参与治丧，这乃是人之常情，秦始皇也不例外。所以，这两段记载根本无法支持扶苏就是储君的观点，反而证明了秦始皇并没有立扶苏为太子。又有人说为何秦始皇唯独安排扶苏戍边监军。让扶苏戍边监军就是好事吗？就是在对他进行栽培和锻炼吗？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考虑，秦始皇为了扶持自己幼子胡亥登基而故意削弱长子扶苏在咸阳政治中心的影响力，让他远离咸阳何尝不是一种政治打压手段。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齐庄公当太子时就被老爸齐灵公从都城赶到了东部边陲。因为齐灵公要改立另外一个叫“牙”的儿子当了太子。再说始皇明面上是派扶苏去监督蒙恬，岂不知秦始皇也可以安排心腹大将蒙恬反监控自己这位年长且已经具有一定政治能量的长公子，以防止自己百年后扶苏有所动作。看完整部《史记》，我们能找出扶苏和蒙恬是好基友的证据吗？少之又少！而且太子乃一国储君，身系国运，责任重大，秦始皇岂能让其悬放边陲多年？可见，扶苏绝对不可能是储君。
秦始皇不可能在逝世前没有确立储君。第一，秦始皇在逝世前都有精力赐书召回长公子扶苏回咸阳参与治丧，不可能没有时间和精力赐书明确储君。第二，秦始皇不可能在没有确立储君的情况下就贸然让自己的大儿子回咸阳参与治丧，这不是添乱吗？第三，秦始皇乃一代雄主，深知立储一事事关重大，不可能在逝世前不进行立储。所以，秦始皇在逝世前肯定确立了储君。
三
我们之所以不接受胡亥是秦始皇钦定的储君，一方面是司马迁在《史记》中对胡亥法定继承权进行了否定，另一方面是大众认定一代雄主秦始皇的眼光不应该这么拙，选了昏庸残暴的胡亥当太子。
先说司马迁的问题。如果说胡亥是通过李斯与赵高的密谋而当上的皇帝，像这样的阴谋大事，不论是胡亥，还是李斯和赵高，都不可能允许其有半点儿泄露，更别说在史料上能留有痕迹。所以司马迁不可能通过正史一窥究竟，他只能通过民间野史并加以自己的思考判断进行书写。而民间野史早就八卦秦始皇本立的是扶苏，胡亥是通过阴谋而上位。《史记·陈涉世家》就写到：“陈胜曰：‘天下苦秦久矣。吾闻二世少子也，不当立，当立者乃公子扶苏。扶苏以数谏故，上使外将兵。今或闻无罪，二世杀之。百姓多闻其贤，未知其死也。’”羊驼！如果像陈胜这样的草民都能知道秦始皇应该立谁，谁又是通过什么样的手段上的台，那么政治就不应再称为政治了。当时秦朝草民对政治的八卦和我们现在经常八卦政治一样，看似聊得有鼻子有眼，终究还是“八卦”，离政治真相差了十万八千里。陈胜引用这个说法，那是为起义服务，找秦二世的不合法性进行造反。至于司马迁，他是找不到更不多的史料，秦汉时期民间又盛行这种说法，他即采用了这个观点并写进了《史记》。
再说秦始皇眼光的问题。谁说雄主和明君就一定不在立储问题上犯错。立储不是对外军事作战，也不仅是政治斗争的产物，他更牵扯一位父亲的内心情感，君王也不例外。赵武灵王、刘邦、汉武帝、孙权、隋文帝等那一个不是一代雄主，一代明君！但他们都曾有过废长立幼的想法或者亲自实施了废长立幼的事情。那我们为何要如此笃定地相信秦始皇的眼光？我们要知道秦始皇再伟大，他也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也是一群孩子的父亲。他并没有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他照样有着普通人的七情六欲，而且七情六欲比常人来得更加猛烈与炽热！
四
其实关于胡亥是秦始皇钦定继承人这点，在《史记》中反而有比扶苏更有力的凭据。司马迁虽然会采纳一些野史，但是更多的却是依据可察的正史。
第一，秦始皇对胡亥的父爱超过其他诸公子。秦始皇所生公子众多而只带胡亥出游，一方面说明始皇帝同其他父亲没有什么区别，在年老之时更加疼爱给他带来快乐的幼子。另一方面说明始皇帝有意栽培胡亥，随时带着身边言传身教。始皇帝对胡亥的爱不是平白无故的，而是觉得胡亥最像他。就好比汉高祖刘邦觉得幼子赵王如意像他，而太子孝惠帝“不类我”。我们认为胡亥残暴，那我们看看尉缭对秦始皇的评价：“秦王为人，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我布衣，然见我常身自下我。诚使秦王得志於天下，天下皆为虏矣。”可见，秦始皇也并非善类。胡亥诛杀诸公子，秦始皇也曾诛杀过其弟长安君成蟜。可谓是有其父必有其子，胡亥继承了秦始皇的很多性格特点，故秦始皇特别喜爱和重视。反观扶苏，秦始皇觉得也是“不类我”。因为对胡亥的喜爱和重视，所以始皇帝特别安排精通法律的赵高当胡亥的法律老师。大秦帝国以法制起家，始皇帝之安排，可见对胡亥未来的用意。
第二，蒙氏家族的臣服与束手就擒。蒙氏家族在秦始皇时期位高权重，蒙恬与蒙毅两兄弟乃是秦始皇的心腹大臣。《史记·蒙恬列传》写到：“是时蒙恬威振匈奴。始皇甚尊宠蒙氏，信任贤之。而亲近蒙毅，位至上卿，出则参乘，入则御前。恬任外事而毅常为内谋，名为忠信，故虽诸将相莫敢与之争焉。”蒙氏兄弟不仅地位尊崇得“诸将相莫敢与之争焉”，连李斯等都不能及，而且蒙恬还手握三十万精锐边军。但就这样位高权重的蒙氏兄弟，当秦二世胡亥要收拾他们的时候，他们没有做任何政治与军事上的有力反抗，反而束手就擒。这说明什么？说明蒙氏兄弟不敢违背君主的旨意。他们为何不敢违背秦二世的旨意？因为胡亥早就是秦始皇钦定的继承人，秦朝高层早已知晓。蒙恬与蒙毅违抗秦二世的旨意，则是背离自己对始皇帝的衷心。倘若蒙氏兄弟对胡亥的继承权有那么一丁点儿怀疑，也绝对不会束手就擒。因为他们是秦始皇的心腹大臣，会坚决捍卫秦始皇的旨意与路线。蒙毅在临死前的一番话，更是直截了当地说清楚了胡亥早就被秦始皇立为了太子。《史记·蒙恬列传》写到：“以臣不知太子之能，则太子独从，周旋天下，去诸公子绝远，臣无所疑矣。夫先主之举用太子，数年之积也，臣乃何言之敢谏，何虑之敢谋！”赵高对秦二世进谗言，说始皇帝想立他当太子的想法很早就有了，就是因为蒙毅说不可以而迟迟没定下来。蒙毅对自己进行辩解，提到了两个很重要的内容。一个是说秦始皇对胡亥的宠爱远远超过了其他所有公子。言下之意是秦始皇要立谁当太子大臣们早就心知肚明，没有那个会傻啦吧唧地去尝试改变秦始皇的想法。另一个更重要的是蒙毅这个时候称呼胡亥为太子而非皇帝。说明胡亥此时还未正式登基，还是储君身份，但太子的地位应该早就是秦始皇还在咸阳时就已经确立好的，并非是在沙丘病逝前所立。因为如果胡亥的储君身份不是秦始皇在咸阳时正式所立，蒙毅绝不会称呼其太子及毫无抵抗地束手就擒。只有秦始皇在咸阳城钦定的继承人才能让蒙氏兄弟低头。
五
扶苏被赐死只是秦二世上台后的宗族清洗，他不是一件孤例。因为被秦二世诛杀及赐死的公子和公主多达双位数。《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而六公子戮死於杜。公子将闾昆弟三人囚於内宫，议其罪独后。”《史记·李斯列传》记载：“于是群臣诸公子有罪，辄下高，令鞠治之。杀大臣蒙毅等，公子十二人僇死咸阳市，十公主矺死于杜。”像这样的宗族清洗也不是秦二世首创，春秋时期晋献公登基后为了防范曲沃代翼的事件再次发生，晋献公把原晋国的诸公子们全部进行了诛杀。所以扶苏被赐死，只是巩固君权的血酬定律之一，并非是因为胡亥篡权而诛杀扶苏。
蒙恬和蒙毅被诛杀也并非是因为和扶苏有瓜葛，而只是李斯、赵高这对新贵族与旧贵族蒙氏家族争权夺利的结果而已。因为李斯和赵高成功掌控了储君，所以在博弈中笑到了最后。一朝天子一朝臣，新晋力量与固有力量之间的冲突迟早会发生，不是东风压倒西风，便是西风压倒东风，不论是胡亥上台、扶苏上台，还是将闾与子婴上台，这场政治斗争都无法避免。唯一不同的就是斗争的表现方式、斗争的残酷程度以及君王在新老交替时期的个人魅力和处理方式。
所以，大秦帝国二世而亡我们不要怪罪于胡亥得位不正，也不要对秦始皇立储的眼光感到遗憾和伤感，因为他也是一位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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