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萧红的文字,如品一杯清茶,宁静,恬淡,幽远。
“严冬一封锁了大地的时候,则大地满地裂着口。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几尺长的,一丈长的,还有好几丈长的,它们毫无方向,便随时随地,只要严冬一到,大地就裂开口了。”她的小说像散文,她用散文式的语言向我们讲述着她记忆中的东北农村,慢悠悠的,香烟一支接着一支,怀念、同情、悲悯都在这烟雾缭绕中升腾。作家是愁苦的,是寂寞的,无论是对贫苦人民的无限担忧,还是因深陷感情纠葛而不能自拔,她总是在清浅低唱,正如她惯用的笔名“悄吟”,悄悄沉吟,诉说疾苦,诉说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
作家笔下的人物都摆脱不了悲剧命运。这大概与作者的心境是相契合的。
“深秋秃叶的树,为了惨厉的风变,脱去了灵魂一般吹啸着。马行在前面,王婆随在后面,一步一步屠场近着了;一步一步风声送着老马归去。”仿佛悲怆的气息被时代的风裹挟着,跨遍千山万水,追寻着作家的灵魂,充斥着读者的内心,字字血泪。
不只是王婆,二里半、王大妈、冯二成子、金枝……他们在作家的记忆里翻腾,是作家想极力呵护却无力庇佑的痛楚的根源,毕竟,在萧红的印象里,“黑列巴和白盐许多日子成了我们唯一的生命线”,正是这种感同身受,作家笔下的贫穷、疾苦、坚毅才显得入木三分,这种痛是深入骨髓的,更显得弥足珍贵。

不合身的夹袍,没有鞋带的鞋子,吃紧的木棒,挂在隔壁房间门上的列巴圈,冬天的哈尔滨好冷、好饿,但拥挤的小饭馆,信封里跑出的10元钱是调剂,乐观维系着一切。
在朋友的牵引下,萧红漂洋过海,身处异域他乡却情丝难断,鸿雁传书,封封情意绵绵,奈何负心郎深情难赋,早已与他人珠胎暗结。作家心力交瘁,从此萧郎是路人,狠心诀别,嫁作他人妇,本以为是“一个问题的结束”,不想“作为丈夫没有担当”却是“另一个问题的开始”。
感情上备受煎熬,女作家无所适从,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写作中,描写东北人民的疾苦,她不刻意修饰,不故作深沉,如一股清流,滋润着读者的心田,让读者跟着心疼,跟着哭泣。
作家的心一次次飞回家乡,飞回家乡的后花园,飞到祖父的身边。而有家却不能回,作家的心是迷惘的,她将自己的心境折射在笔下人物的身上,寻找归属而不得。
“快快长大吧,长大了就好了!”没有忘记祖父的殷切希望,可长大了,真的一切就会好了吗?

面对倔强的萧红,命运毫不手软,父亲严苛,母亲早逝,逼婚,逃婚,遭软禁,身怀六甲被弃,被困东兴顺旅馆,面临被卖到低等妓院的困境,所幸这一切都没有将她击垮,可以说,她倔强的性格是一把双刃剑,既将她推向了风口浪尖,又给了她一个重生的机会,而这个机会,就是萧军的出现。
二萧在东兴顺旅馆一见如故。
在萧军的鼓励下,萧红开始文学创作,是年23岁。
从此,春夏秋冬,萧红的小说里,散文里,诗歌里,贫穷、饥饿、寒冷,侵略、打压、逃跑,都是在生死边缘挣扎的人们。萧红诉说着自己的故事,更多的时候,是对北方贫苦人民投以深切关怀,她笔耕不辍,近十年时间创作了近百万字。
她讴歌正义,所以当正义的导师鲁迅先生逝世时,她写下了《鲁迅先生记》,“鲁迅先生的笑声是明朗的”,“青年人写信,写得太草率,鲁迅先生是深恶痛绝之的”,“常常看到夜里很深的时光”,“鲁迅先生不逛公园”,“鲁迅先生不戴手套,不围围巾”……从平常事忆起,以小见大,饱含真情,她觉得先生的死“带走了正义,虽然正义并不能被人带走”。
她热爱家乡,热忱呼唤流亡异地的东北同胞,希望同胞们“为了失去的土地上的大豆、高粱”,“为了失去了土地的年老的母亲”努力,努力争取“中国的胜利”。

可是这样一位热血沸腾的女人终究摆脱不了命运的捉弄。
1941年12月,香港沦陷,而此时的萧红,面色苍白,身形憔悴,战火中几经辗转,住进养和医院,却因庸医误诊做了喉瘤手术。几天之后,病榻上的萧红已经不能说话,用笔写下:“我将与蓝天碧水用处,留得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
我们的女作家生命定格在三十一岁。
不甘的何止是她本人。她的满腹才情,她对民生疾苦的关心,她对正义的向往就这样定格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她还没有来得及看到人民对日寇的顽强抵抗,还没有来得及对这样的抵抗做一个全景的观照,便匆匆离去。

“任是铁铮铮的名字,挂在万千人的嘴唇上,也在呼吸的水蒸气里生了锈。”
几十年来,人们对于萧红个人感情问题的关注更甚对其作品的关注。
她怀着汪恩甲的孩子跟了萧军,她怀着萧军的孩子跟了端木蕻良,生命垂危之际,又得到了骆宾基的悉心照顾,每一个靠近她的男人,都被她折服,不管她当时是身怀六甲还是疾病缠身,而每一个她愿意靠近的男人,都带给她无尽的感情煎熬。她懂得怎样爱人,却总是被人辜负。

就这样一位让人心疼的民国奇女子,她的生命虽短暂,她的人生虽坎坷,她却通过文字让我们感受到她在艰苦岁月里的不屈不挠以及她对正义和光明的向往。
与同时代的作家相比,比如声名大噪于上海滩的张爱玲,萧红给人的感觉是更多了一份内敛,她的文章亦是如此,她“坦率”、“真诚”、“穿着朴素”(胡风语),有着“苍白的脸,紧紧闭着的嘴唇,敏捷的动作和神经质的笑声”(丁玲语),然而,她“对创作有一种宗教感情”(端木蕻良语),“她感到在历史面前她是孤独的”(骆宾基语)。
2013年,为纪念萧红诞辰百年,电影《萧红》问世。
2014年,许鞍华执导的《黄金时代》再次将萧红形象搬上荧屏。
正如萧红在写给萧军的信中所说:“窗上洒满着白月的当儿,我愿意关了灯,坐下来沉默一些时候,就在这沉默中,忽然像有警钟似的来到我的心上:这不就是我的黄金时代吗,此刻。”萧红自从拿起笔就没有放下,兢兢业业创作中,她迎来了自己的“黄金时代”,“自由和舒适,平静和安闲,经济一点也不压迫,这真是黄金时代,但又是多么寂寞的黄金时代呀!”

1942年1月,萧红遗体在香港跑马地背后的日本火葬场火化,部分骨灰安葬在浅水湾丽都酒店前花坛里(1957年8月迁葬广州银河公墓),剩余骨灰安葬在圣士提反女校后院土山坡下。让人心生凄凉的是,圣士提反女校土山坡所在的花园曾进行过一次大翻土,不知道那次翻土有没有惊扰到我们女作家的灵魂,那一尺高的好看的花瓶和瓶中的骨灰不知是否安然无恙。作家曾不无感慨,“别人的黄金时代是舒展着翅膀过的,而我的黄金时代,是在笼子过的”。就算天妒英才,英年早逝,那一缕香魂也不能回归遥远的呼兰河、遥远的哈尔滨老家吗,一定要受困于这南方的泥土中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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