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落难，带来了家人的苦难，最苦是母亲了，父母生养了我们八个孩子（前七个都是女孩，第八个才是男孩），一大家子人全丢给了母亲，那时母亲的愁苦，压力有多大可想而知。
弟弟才四岁，我们姐妹都还小，只有大姐初中毕业后当了民办教师，教育部门还扣克了父亲的一半工资。家难促使我们成长，我们姐妹都很懂事，帮衬着母亲。没有父亲的日子里，有三姐带领我们从事生产劳动，这时三姐好像是我家的生产队队长，她是家里的顶梁柱了，因为姐妹几个就算她身高体壮，她已从父亲那儿获得了生产劳动的传承，一年中什么季节该种什么庄稼，她清楚得很，没有荒废自留地，我们小姐妹几个，也在尽己所能，在她的领导下，从事生产劳动、家务劳动，家庭副业搞得井井有条。三姐不仅在家里的生产搞得好，生产队里争的工分她也最高（指女社员），三姐对家里的贡献功不可没。
二姐虽然身有残疾，不便外出劳动，可她也没闲着，在家饲养家禽家畜；学做裁缝，家人的衣服几乎都是她与母亲做的；农忙时（生产队收割稻谷），这么多人换下的衣服都是她洗。据说家里抛头露面的事大多是二姐完成的，这个能力，母亲与三姐还比不过她呢，姐妹中她胆子最大 。
记忆中，我没穿过新衣服，全都是四姐穿后留给我穿的，四姐很霸道，数她最漂亮，父母有点宠她，她歌喉亮，经常代表班级表演节目，所以经常给她做新衣服，添置新鞋，我们小姐妹们就有点嫉妒她，她有点不识相，有点骄横，还与三姐争，三姐有的她也一定要有。所以自然就轮不到我和下面几个穿新衣服了。
生产队里的粮食不够我们吃的，靠种自留地收获贴补口粮，如番薯、土豆、南瓜等，我们除了米饭、土豆喜欢吃，其他不喜欢，但是没办法，否则要挨饿，记忆中一天必有一餐吃番薯，有时煮番薯米饭，中间的一碗米饭总是先留给弟弟，小妹也捞不着，我们只能吃番薯为主。蛋白质的补充靠下河捉鱼，摸螺丝，家养的家禽家畜是有，得卖钱补贴家用，只有过年过节才会杀个鸡斩个鹅。
那个年代大家的生活都过的很清苦的，我们靠自己的辛苦劳动获得食物 ，增收节支度日。
我们还是一个不落的生存下来了，身体的劳苦不足道，更苦的是心里的愁苦:我们是反革命家庭吗？今天父亲受刑了吗？能否挺住？母亲会否也被抓走？造反派会否又来抄家？上次抄走了父亲的藏书，家里的几件古董，再来又会抄去什么呢？（记忆中有三次抄家）。整天担惊受怕， 摧残身心健康。受此影响，长大后我们姐妹们或多或少都有点社交恐惧症 。
周边家乡人也不理解，父亲怎么是反革命了呢，乡里人还不知道父亲是什么人吗？他们虽然不对我们怎么样，也没歧视我们，我们自己就把自己包裹起来，读书，劳动，担忧。好在我们姐妹众多，相互取暖，互相扶持。姐妹中也不乏有幽默感的，如大姐，二姐（长大后发现），说是她两遗传了父亲的基因～爱说笑话，风趣幽默；有开心果型的，像六妹，姐妹中数她最聪明，记性好，小时候父亲讲过的故事她听过就记住了，我就记不住，好瞎想，要走神，她会创作喜事，使大家忘记了忧伤；也有吵吵闹闹，被母亲责骂发火的事经常发生，例如事没做好，虎头蛇尾，去贪玩了；没带好弟弟啦，怕弟弟冻了、饿了、受伤了，母亲就责怪我们；弟弟很顽皮，几姐妹管不住他，他经常在外面惹事，状告到母亲那里，很头疼，母亲就责怪我们。这不是弟弟的错啊，因为他是此时家庭的中心与希望。顽皮的男孩聪明，这我信，弟弟长大后也很争气，考上了公安大学成为一个人民警察，这是后话，。
印象中，六妹，七妹很小（六七岁）就参加了劳动:拔草，积肥，把肥料抬上山，收获的庄稼抬回家；与同龄人一起出门拾柴禾（松毛丝），她俩（特别是六妹）总比别人多，每次挑回家的柴禾比他俩的人还高呢。
收获时，我们小姐妹们几个最欣赏三姐挑着满满两篾箩土豆回家的情景:不猫腰，脚步实，一气呵成挑回家。我们三都为三姐竖起大拇指，好厉害，快快长大，我们也有三姐那样有力气该多好。
家庭好似个小社会，人人各尽所能，踏实劳动，这个苦难的家被母亲和三姐管理得井井有条，存活了下来，还活得被村里人欣赏呢。
苦难造就了我们有忧患意识，有吃苦耐劳的精神品质，有正直善良的正知正见。这一切得益于父亲从小对我们的言传身教，懂得只有通过自身的努力才能获得财富，养活自已。
苦难没有使我们消沉，反而让我们充满正能量:自尊，自信，自立，自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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