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集中看了莫言的几部作品，不吐不快。莫言的作品似乎需要跟着一个解说员在旁边，这里好，那里好，这里有亮点，那里有亮点。不错，莫言有点想法，可惜表现力不足，懒于思考，作品犹如一个空洞的概念加上一个提纲。他最大的价值是完全的现代意识，坚定地摆脱传统，坚持个人化的写作，语言采用民间语言。但一部作品就是一个小小的世界，如果不去老实的构建它，而采取抖机灵的方式来草草完工，说到底，是不真诚的体现。志大才疏，投机取巧，空悲切。
作品不能震撼自己的心灵，如何能震撼读者。用日光灯代替太阳，这是对自由的亵渎。
《红高粱家族》中的人物乍看似乎活蹦乱跳，写景也浓墨重彩，但一切都掩盖不了作品中人和事的皮相。写作从某种概念出发，带着几分臆想去塑造似是而非的人物和场景。与其说是幻想现实主义，不如说是胡编滥造现实主义。
在醉心于构建史诗巨著的不真诚心理下，无论是《四十一炮》，还是《蛙》，作品时代跨度很大，也都有着现实的影子。但以对现实的一鳞半爪的猜测和想象为依托，以替代对时代和人生的深刻把握；用一些所谓“民间的语言”包装出虚假的真实；狡猾代替智慧。如此糊弄读者，和大作家的声名匹配吗？！《蛙》里的姑姑如同一个木偶，被作者随意定义；《四十一炮》里刻意对吃肉和性欲的夸张，除了哗众取宠，天知道要表达什么。
无论是对美的弘扬和丑的讽刺，莫言没有表达出悲天悯人的情感，而传达了一种俏皮的逗乐的江湖气。
如果到处搜集民间语言，粘贴进作品，而不顾是否贴切，和一个编制县志的抄写员有什么分别？！（一九三九年古历八月初九，我父亲这个土匪种十四岁多一点。他跟着后来名满天下的传奇英雄余占鳌司令的队伍去胶平公路伏击日本人的汽车队。奶奶披着夹袄，送他们到村头。余司令说：“立住吧。”奶奶就立住了。奶奶对我父亲说：“豆官，听你干爹的话。”父亲没吱声，他看着奶奶高大的身躯，嗅着奶奶的夹袄里散出的热烘烘的香味，突然感到凉气逼人，他打了一个战，肚子咕噜噜响一阵。余司令拍了一下父亲的头，说：“走，干儿。”——《红高粱家族》第一段就这么别扭，这就叫民间文学的趣味？悲哀的是，这种拙劣风格在他每一部作品里都不缺少。）
悲悯首先悲悯自己，看清自己卑微的灵魂并战抖，这才是写作的第一步。莫言却满足于原地打转，赢来拙劣评论家的喝彩，和街头打把式卖艺有什么区别呢？
看似自由，纵情想象，爱用生僻的比喻；看似个性，挖掘土著的语言。其实是害怕自由。对于作家而言，最大的自由是当你自由的时候，却甘于禁锢自己的心灵，在心灵的囚笼里自省。伟大的作家无不具备自我内省的勇气。
在如今江湖气和浪荡子风格充斥的文坛，灯火辉煌，太阳已被遗忘；喧哗与骚动，海浪声不在梦中。
读一首诗吧，我亲爱的朋友们。
假如我没有见过太阳
我也许会忍受黑暗；
可如今，太阳把我的寂寞
照耀得更加荒凉
——艾米莉·狄金森
灯火辉煌，太阳已被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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