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帝以仁德继承汉朝帝位，其在位23年，坚持以德治国的理念，开创了史称“文景之治“的盛世。在此节对其事迹略述一二以窥其治国之道。
1、 缇萦上书
公元前167年，西汉名医齐国太仓令淳于意犯罪当处以肉刑，肉刑是当时割鼻割脚之刑。淳于意按法应该押往长安受刑。淳于意只有五个女儿没有儿子，其临行时骂其女儿：“生女不如男，缓急无可使者。“ 此一骂不但成就了其小女儿缇萦救父的一段巾帼传奇，更成就汉文帝的仁德之名。
缇萦受其父一骂激起了其少年之勇气。她随父来到长安。上书给文帝。《史记》计其言如下：
“妾父为吏，齐中皆称其廉平，今做法当刑。妾伤夫死者不可复生，刑者不可附属，虽复欲改过自新，其道无由也。妾愿没入官婢，赎父刑罪，使得自新。”
缇萦15岁女儿家，千里随父来到长安，上书替父赎罪，其果敢之勇气和言辞之孝心令七尺男儿自愧不如。而更令人思考的是一个罪人之女，其手书竟可达九五之尊的案前。排除偶然，穷尽思绪，没有一种制度可以做到这一点。或许有一种情况，那就是心怀怜悯的文帝，心怀怜悯的臣子，心怀怜悯的掾吏、从上到君王下到小吏各个心怀治国安民之愿望，才能不使缇萦这若小的声音石沉大海。
万千臣子小吏不可能全部都有治国安民之心，但君王或者说领导不可没有。小人投君王领导之所好以求媚于上。有淫乐之心，投之以西施貂蝉；有猜忌之心，投之以谣言诽谤；有纳谏从善之心，投之以逆耳忠言。《资治通鉴》记载汉文帝乘辇上朝之时，宫廷之卫兵或从官上书谏言，他都会停下车子受其言。文帝所好，臣子万民皆知。固属吏上缇萦之言是投其所好。缇萦之勇气孝心和文帝之仁德谦恭同书写了这段传奇。
2、 南越之诏
汉时的南越是现今的广东和广西省，秦始皇时在南越设立的南海、象郡和桂林三郡，秦末尉佗乘天下大乱之时在南越自称南武王。汉高祖打败项羽重新统一后，并没有再讨伐不受其号令的尉佗，而是承认其自封之王，和其互通使节和平相处。到汉高祖刘邦死后公元前183年，南越王尉佗自称南武帝，开始侵扰边郡。之后，吕太后派遣隆虑候周灶帅兵攻击南越，遇暑湿，无功而返。文帝时，尉佗已成服了闽越、西甌等小国东西地广万余里成为西汉南方的重大边患。文帝面对此问题，并没有派兵讨伐，而是修仁德以来远者。最后凭借一介使臣、一纸诏书使南越去帝号不再犯边。汉文帝是怎样修仁德而怀远？而那又是一纸什么样的诏书呢？
在做完这些后，陆贾奉文帝之命携带文帝给尉佗的诏书出使南越。陆贾不负使命，尉佗见此诏书候，去帝号，称臣于文帝，并到西汉中其子孙也没有不称臣于汉王朝的。我们且来看这一纸诏书何言于其上。《资治通鉴》记载其言：
“朕，高皇帝侧室子，弃外，奉北藩于代。道里辽远，雍蔽补愚，未尝致书。高皇帝弃群臣，孝惠皇帝即世，高后自临事，不幸有疾，猪吕为变，赖功臣之力，诸之已毕。朕以王候吏不释之故，不得不立，今即位。乃者闻王遗隆虑候书，求亲昆弟，请罢长沙两将军。朕以王书罢将军博阳候；求亲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问，修制先人冢。前日闻王发兵于边，为寇灾不止。当其时，长沙苦之，南郡尤甚。虽王之国，庸独利乎！必多杀士卒，伤良将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独人之父母，得一忘十，朕不忍为也。朕欲定地犬牙相如者；以问吏，吏曰：‘高皇帝所以介长沙土也，’朕不得善变焉。今得王之地，不足以为大；得王之财，不足以为富。服岭以南，王自治之。虽然，王之号为帝。两帝并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争也；争而不让，仁者不为。愿与王分弃前恶，终今以来，通使如故。”
文帝这一诏书先介绍自己由侧室之子，北封代王，群臣诛吕，立为皇帝的过程。接着叙说了已应南越王尉佗之请求，存问其亲人，修治其祖坟，并罢去长沙一驻军。最后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使其知战争对双方都无利可言，并没有明确要求其撤去帝号，但求通使和平。读文帝此诏，震人心魄。其自荐致辞，无凌人之势，为后世谦恭所不及。自古以礼下士之贤者多见，但以礼下国者却很少见，记忆中只有二战后德国总理。。。在华沙犹太人墓前一跪堪比文帝。而文帝体量将吏士卒，怜人妻子父母之言，可谓慈悲苦心，致仁致德。若谓文帝善于苏秦张仪之欲擒故纵、不战而屈人之兵之术，则又是小人之心。以苏秦张仪之术成此言，须顾虑前后，劳其心智，煞费思量。就算思后成此心计，亦不敢行之以恐伤害利益于万一。文帝何以成此言，试看其言“争而不让，仁者不为”，以仁者为此言，言由心发，慷慨其辞。其言何以速其效？仁者无敌。文帝之术比于苏秦张仪之术，可谓昼烛比于日，滴水比于河。
3、 最早的社会保障制度
公元前179年，文帝的母亲薄太后为儿子立皇后窦漪房，两代贤后和文帝的故事在前段时间一部名为《美人心计》的电视剧里面颇不成些样子。这部电视剧估计不会被多少人记住，但两千多年前，随着窦漪房立为皇后而出的诏书和政令却永久的载入了史册。
《汉书》记载此诏书和政令：
“‘方春和时，草木群生之物皆有以自乐，而吾百姓鳏寡孤独穷困之人或阽（dian临近）于死亡，而莫之省尤(此字不确定)。为民父母将如何？其议所以振代之。’又曰：‘老者非帛不暖，非肉不饱。今岁首，不使人存问长老，又无布帛酒肉之赐，何以佐天下子孙孝养其亲？今闻吏当禀当受鬻（yu）者，或以陈粟，岂称养老之意哉！具为令。’有司请令县道，年八十以上，赐米人月一石（13.5公斤），肉二十斤。酒五斗（一斗：200ml）。其九十以上，又赐帛人二疋（pi，同匹），絮三斤。赐物及当禀鬻米者，长吏阅视，丞若尉致。不满九十，嗇夫、令史致。两千石谴都吏寻行，不称者督之。刑者及有罪耐（耐：两年刑法）以上，不用此令。”
这一政令给年八十以上的老人月供给米13.5公斤，肉二十斤，酒1公升，以现今得观点看这无疑是一项针对老人的社会保障制度，并且内容具体，执行和监督也具体到各级官吏。此政令虽然针对对象比较狭窄。但其先创性和执行力比起近世之现象，令人深思良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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