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妈呢？”
“跳舞去了。”电话里老爸还在嚼着饭，当时已是晚上八点。
“你怎么这么晚才吃，妈吃过没？”“她早就吃了，我在收拾晾晒的苞谷。”
若不是上月抽时间回家一趟，还不知老妈有了自己的事业。老爸也还算识趣，扛下活儿支持老妈不说，九点还准时开着小三轮去接她。母亲能放下手上的活，去跳跳舞，关心起自己来，真是比我挣了钱领了工资还开心。
母亲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人，在家排行老大，没上过学，不识得字，这是她一辈子的痛。每每家里读书人与她争长论短，她就特别敏感:你们都有文化，就我傻，你们都是对的，就我错。说到动情处，她就会红着眼圈，一把鼻涕一把泪。年少无知的我总认为母亲爱借题发挥，无中生有，不自然地就偏向父亲。
送我上学，当然要选择有文化的父亲，害怕母亲不识大体，不会说话，有损我的面子。连后来谈婚论嫁时，也因母亲与对方家人交流辞不达意而感到自卑。
曾经从没想过某天我们会一脉相连。
做了女人，做了母亲，才懂得母亲的坚韧，母亲的孤独，母亲的幸与不幸。
小学二年级，父亲就外出打工。父亲虽有知识，出去沿海闯荡多年，可他孤傲的个性，注定他只能勤勤恳恳做事，不能把他的文化转化为金钱。很久很久，父亲才会寄一点钱回家补贴家用，家里并未因父亲而改变，贫寒依旧。
父亲挣钱不给力，母亲在家是女人，也是男人。每到秋老虎到来之时，就要收割稻谷。在星星还眨着眼睛，月亮还不肯休息时，母亲就披着露水，拿着镰刀，走进稻田，弯着腰，低着头，与稻穗共舞。远远望去，分不清哪是母亲，哪是稻穗。
往往割完半亩地的稻子，天才发亮。待我做好饭，去地里唤她，她才很不情愿地回来，狼吞虎咽地吃些饭，又匆匆赶往地里。
割稻是手上的活，手灵活干得快，年轻力壮的妇女都可连续割四五小时不嫌累。收稻子最烦琐的是搬工具、运稻子。而最需要力气的莫过于搬半桶，这一般都是男人才干的活儿。父亲不在家，这事儿只能是母亲自个儿扛。她慢慢把半桶移到阶沿，叫我扶住，她再跳到阶下院坝，反过双手扶起半桶两边，弓着背顶住半桶上边沿，慢慢起身，向田里走去。百多斤的木制半桶把母亲罩着，只剩下赤裸的双脚在移动，那时就已感到母亲的千辛万难。
那个会绣出好看梅花，活泼喜鹊的母亲从此放下针线，与田野与玉米与稻子与蔬菜作伴。几十年如一日，她也由一个爱穿衣戴花烫头的年轻少妇，熬成了一个挑抬背扛样样在行的女汉子。
我的学费，我的生活费，都是她肩挑背磨，挣得的。
父亲在我上初二后才真正回到家，可这时的母亲已不是那个为了生活而哭泣的母亲。她除了应时的农事，还会去帮工赚钱，哪里修房子了，哪砖厂忙不过来了，哪里能干活挣钱，哪里就有母亲的身影。
父亲干活慢，母亲嫌弃。父亲抽烟，母亲恼火。父亲喝酒，母亲怄气。过去，母亲就是怄气包，我总认为她是没事找事。
父亲没啥斗志，总是以无为来治家，随遇而安。母亲却有操不完的心，两孩子的学费哪来，人情客往怎么办，还有年迈的老人需要俸养。母亲每天有念不完的经，说到难过处，就会哭，埋怨自己命不好。而我巴不得快快上学，不要听她的唠叨。今天，自己要面对孩子上学一系列问题时，才恍然，这不就是昨日重现吗？
母亲总算熬过了那些我无法形容的苦，弟弟也不在经济方面让她担忧了，她终肯卸下重担，干点属于自己的事，又怎能不感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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