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用何种术语，生硬地界定中文『科学』，恐怕反而局限了『科学』的真实意义。或许更好的办法是把『科学』一词放在历史与社会的上下文中来讨论。中文『科学』的诞生，是在近代（从日本引进）；勉强有“分科之学”的意义。“分科之学”显然在我国古代并未存在。
究西方之源，德语的科学（Wissenschaft）和英美的科学（Science）又不相同。Wissenschaft虽然常译为科学（并常与英美的Science对译），其含义却更接近于“学术”，指成体系的学问，NaturWissenschaft则专指自然科学，更接近于英美的Science。黑格尔、马克思口中的科学，完全是在科学的这一德国含义上使用的。
而我们清楚地知道，在科学的其它语境中，它不仅仅是成体系的学问。神学也同样成体系，被某些人当成学问。黑格尔口中的科学，还是一种无法与“神学”区分的东西。
英美意义的科学（Science）常与实验室联系在一起。自然，在中国，在现代中文里，科学的这种与实验室密切相连的含义也是明显存在的。
【补充：现代中文中『科学』一词的运用，在人文学科，源自于德语用法；在理工科，是源自英美用法。然而，有些使用者有意混淆两种含义的不同，并且在人文语境中赋予『科学』以“正确”、“理性”的含义以及信仰地位。】
在中华历史上，近代之前，无论是作为学问体系的科学，还是作为与实验室密切相关的科学，都是不存在的。甚至连“分科之学”也是同样不存在的。如果说《考工记》（春秋·齐）这类的实用技术手册勉强算是“分科”的，甚至也勉强算是成体系的学问，也勉强算是有过实验的；我还想提出另外一点与科学有关的东西。
从西方科学的发展，以及科学在中国的近现代发展来看；科学是包含了某种形而上学的。形而上学，作为追究世界本源的哲学，内含于科学之中，“世界本源”是科学的起点，也是科学的目标。（甚至，数学作为科学的一部分，本身并不是与实验室有关的，反而是形而上学的；最早期毕达哥拉斯学派也曾认为“数是万物本原”。）
牛顿《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奠定了一个时代的科学之中的形而上学设定：绝对时空，致密物质。对于光的波粒二象性的争论则包含了：光不是波动一定是粒子、不是粒子一定是波动的形而上学预设，直到物理学的新发展，完全打破这种预设，建立起新的关于世界现象的认识。
形而上学，不能等同于物理学，也不能等同于宇宙学，并不能因为我国古代有对于宇宙的论述（宣夜说等），就认为那必定是形而上学的。形而上学是关于世界的本源、存在的本质的哲学。
我国古代《老子》（春秋战国之交）中有关于世界本源的形而上学论述，如“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可道，非常道”“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等等，然而这部著作不是开启了形而上学思索，相反是在它的时代终结了这一思索。《老子》关于世界本源与存在本质的思考，到了《庄子》中，完全变成了伦理学的，变成了人对世界的适宜态度的讨论。其后的中国古代思想几乎集中在伦理学上。（魏晋玄学是否重启了形而上学思考，的确是个问题；从其后果上看，似乎对于实践——这是科学中的另一部分因素——没有产生过任何影响）
综上所述，我国古代不存在『科学』这一术语的同时，也不存在与『科学』类似的东西，现代科学所内含的形而上学因素在中国古代也是缺乏发展的。假如我国古代曾存在某种科学的话，那也是存在于《考工记》与《老子》之前时代的不可考历史中。
不过，认为中国古代在《老子》之后就不再有形而上学的判断，仍过于武断了；因此上面的结论未免证据不足。“形而上学与中华传统”这个问题也需要相当大的工作量，汉代天人感应，宋代天理论，也许能够看作是哲学的形而上学，而不仅只涉及形而上的思考。这是中国古代哲学领域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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