肆虐的疫情将我锁在了家里。对于一直想要戒断社交媒体的我来说，这是难得的好时机——只要打开飞行模式，或者关闭路由器，时间就仿佛回到了20年前，那个自我空间尚且明确的年代，很少有人因为自我暴露不足或者过度而焦虑不安。我开始每天只看两到三次手机，只回复重要的信息，用大部分时间沉浸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
回忆是我最爱做的事情之一。不是因为沉湎于过去——我总相信最好的回忆会在未来出现——而是因为记忆中那些人的面貌和对事件的感受，总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呈现出不同的样子。这是大脑让我着迷的功能之一。我像上了瘾一样不停拨弄那个“回放”按钮，像第一次看录像带的小朋友，一遍遍仔细端详变幻的光影，吸食由此带来的“活着”的感觉。
我想起了几位在我人生里留下刻痕的老师。每过几年我都会想起他们，在我开始在高教领域工作之后频率更高。我反复揣摩，他们到底在我的人格里留下了什么，对于现在的我——虽然不教书，但却从一定程度上育人——又有怎样的影响。如同一个在黑暗中照镜子的近视眼，趴在蒙尘的穿衣镜上用手电筒指指戳戳，试图让身边浓稠的雾霭和电筒耀眼的反光取得平衡。
第一个老师，是我小学五年级的班主任“璐露”（虽然不确定这两个字是不是这么写，但我知道这的确是她的真名）。璐露是我见过的最不像班主任的班主任。她甚至不像是一个典型的老师：25岁上下的年纪，长发烫成大波浪一路垂到胸口，睫毛显然仔细上过睫毛膏，因而显得又长又翘，眼影和薄嘴唇上的唇膏闪着亮光。尖尖的鼻子和下巴，配上瘦削的脸颊，让她的面孔稍显刻薄。个子不高，平胸，削肩，穿热裤时露出雪白但肌肉松弛的大腿，常常趿着一副凉拖鞋“吧嗒”“吧嗒”地走进教室，我甚至能看到她粗糙的足跟侧面泛白的皱纹。
我怎么会记得那么清楚呢？对于一个十一二岁、从没离开过这座90年代的三线城市男孩来说，这就像家猫第一次见到活老鼠——虽然不知道是什么，但本能地集中了注意力。
璐露似乎证明了“相由心生”这一俗语并非空穴来风。像很多小学生经历过的那样，我们也曾被要求用“我的老师”为题写一篇作文。我免不了地在作文里写上了“老师对我们的关怀像母亲一样细致入微”这类获奖作文风格的陈词滥调。课后，写好的作文纸被收缴到讲台上。就在这个当口，璐露晃悠着进来，并且决定提前欣赏一下这些作文。很快她就择出了我的作品，然后哈哈大笑起来。她把我叫到讲台边，在我眼前晃着那张纸：“你倒跟我说说，这个老师怎么像母亲一样关怀你了？”她笑了半天，又问了我几遍，才趿拉着凉拖鞋走出教室。远远地我还能听到她在感叹：“哎呦，像母亲一样，我要笑死了…”
璐露教美术。但不久我就发现，她最关心的并不是美术课，因为在上课期间，作为班长的我有时会被安排去执行一项特殊任务——给她买酿皮。显然，她深爱这种类似陕西凉皮的辛辣小吃。美术课开始前，璐露会把我叫出教室，仔细向我交代这项机密任务的要点：“你去门口菜场西边那家酿皮店给我买。多放辣，越多越好。保安要是问，你就说你钥匙忘家里了回去拿。回来的时候用报纸包上，别让保安看见！”她把报纸和两块钱纸币塞进我手里，就转身回到教室，去讲“运用比例尺透视法画远处的物体”去了。
现在，只要提起“美术课”三个字，我的鼻子里就会充满酿皮酱汁那鲜辣的味道。
璐露教会了我：如果你要做一个老师的话，就要学着把“教师”的身份与作为“自我”的身份分开，演好自己的角色。作为人，她不见得失格，但作为老师，在我眼里却不合格。这并非是因为做“自我”有什么错，而是因为她没有把握好二者之间的界限：她让“自我”的身份夺取了“教师”的身份，以至于对学生施加了不恰当的影响。只要涉及学生，为师者就必须让“自我”的身份让位于“教师”的身份，因为前者无关对错，但教育却黑白分明（且理当如此）。做为“教师”时，我们必须暂时抛弃“自我”，虽然有些不公，但使命攸关，不可懈怠。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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