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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都市的过年,生长的都是一些新民俗,比如看春晚,年夜晚也都在餐馆吃,仪式感是有,但没有那种源远流长的传统意义。
这与移民和家庭最小化有关吧。
以前没有意识到自己是移民二代,因为是土生土长的长沙人,母亲一支也是世代生活在长沙城里,再上溯到外婆的老家,是在长沙城郊的尹家湾(外婆性尹),小时候觉得很远,如今倒是与我现在的住处很近了。
父亲是邵东人,六十年代来长沙上大学,之后在长沙工作一辈子,因此我是移民二代,至少是二分之一的移民二代。
母亲在籍贯上强势,一生看不起父亲是“乡下人”,所以我直到很晚才意识到自己的移民身份。
令我母亲恨恨的是,我的外公早逝,外婆改嫁,后来随老公(我也叫他外公)定居邵阳,所以小时候每到过年,我们的传统是去邵阳。邵东则很少去。
回邵阳的传统保持了十几年,贯穿了我整个的青少年时代,现在能想到的年味,就是回邵阳的味。
邵阳的年夜饭,是外婆和外公自己做的,有些预制菜,提前好几天就做好了,比如蛋饺子、粉蒸肉等等。
而年夜饭最少不得的,是外婆做的猪血丸子,原材料是猪血、豆腐、碎肉,外面熏得黑黑的,像一个实心煤球,闻之有腊肉香,但没有腊肉的肥腻。大约入冬他们就开始熏制,拿来送人是最受欢迎的礼品,保存得好可以吃一年,现在外面买的再也没有那样好,可惜她这手绝活我母亲没有继承,猪血丸子从此绝矣。
但如今外面买的味道再不像,年前我也要买几个,因为没有这个味道,我就感觉不像过年。
外婆有她自己坚持的老派规矩,比如大年初一不许扫地,说是把财扫走了。如此,年三十守夜剩下的满地瓜子壳和烟头,都不许扫。搞笑的是,这个规矩守了一辈子,也没见她攒下多少钱。
三十晚上要给压岁钱倒是不会少,还讲究给新票子。
外公是退伍军人,老年得子,生了我小舅舅,只比我大六岁,大年三十的固定节目,是教育我小舅舅忆苦思甜。晚饭吃完,我小舅便开始对我做鬼脸。我一年才去一回,是客,并不在教育之列。
好在忆苦思甜之后是放鞭炮,这一点倒不会亏待我小舅。邵阳民风强悍,鞭炮放得凶,晚饭前先放一挂,晚饭后是大规模的炮仗——鞭炮打仗,那时放花炮的不多,但是有冲天炮和彩珠筒,似乎全城的火力集中在邵水河两岸,双方对打,场面壮观,炮声一直持续到后半夜。
所以年味,也是硝烟的味。
印象里,没有天地君亲师的祭拜,七十年代,破四旧之后,城里已经没有人懂这些,连灶王爷都很少有人提及。鞭炮驱邪,如今想来,其实它们在空中默默地做了分类,祭奠该祭奠的,驱逐该驱逐的。
但年味再淡薄,这一年一度的短暂迁徙却仍保留了强大的惯性。“春运”一词,不仅是改革开放后大规模外出务工才有的现象,我小时候回邵阳,也要跟扛着扁担挑着活鸡鸭的旅客挤做一堆。但邵阳并没有我们的祖屋,心理上还是差了一点。
现在是四处都在翻旧历,要把“年俗”等等都恢复到特殊年代之前的出厂设置,这个怎么说呢?所谓的“出厂设置”也是在漫长岁月里变迁而来的呢,就像在三倍速的画面中回看慢镜头,无往不在移动中,无非是想寻得一种相对的静止,充作确认感吧。
我儿子小时跟我在北京生活,过年回长沙,享受亲戚长辈的热闹,他记忆中的年味,也是长途奔赴的老少团圆,现在已经回长沙定居,他也开始抱怨“没有年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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