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兰，麻石，石刻，看似平凡，亦惹人遐思。雁韧摄
我这个人不太喜欢记那些干巴巴的数据，连亲朋好友的手机号码都记不住，对汉语言的词汇，却情有独钟。
当然，要看是什么样的数码，比如这2017年2月7日，正月十一，时值乡村吊灯，很多农家做灯酒，我就记在了心里，也曾用笔写在纸上，印象就特别的深刻。
凡读过地方史志的人都知道，雷州半岛的乡村，盛行一种“吊灯”的习俗。凡去年添了男丁的人家，今年春节期间，从正月初十至元宵节，都会走这样的一道程序：出灯、点灯、吊灯、鸣炮、送灯、做灯酒，宴请亲朋、燃灯。
也就是那一天，我应表弟媳蕙兰之约，提着鱼虾坐班车到达廉江我二哥家时，想不到蕙兰已先我到达，在同我二哥他们说话了。
蕙兰说，她早上六时许，在红阳农场兰山分场上车，到廉江需要一个半小时，车费20元。榕树至廉江的班车，每天只有两班。
午饭后，蕙兰说，要我陪她出去走走。我最烦的就是逛街，尤其陪一个女人逛市场，逛超市，逛商店。念及她远道而来，只好耐心陪她出去。一路上，她说起自己的往事，倒引起了我很大的兴趣。
按照她的推算，阿培竟比我年长两岁，而我傻呼呼的，一直以为阿培是表弟，我为表兄的。现在经她纠正过来，我反而得叫她表嫂了。
蕙兰的娘家，离阿培家不足一公里。他们同在一条田垌耕作。阿培常到她家串门，有时还帮她家干活。阿培和蕙兰的父亲，原来就是好友，很聊得来。
蕙兰有七兄妹，生活自然比较艰难。阿培有吃的，总会送一点给他们，有钱粮布票也给。
我的表哥表姐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他们都在外地工作，惟有阿培一个人在农村生活，他们时不时会寄点钱帮他，想让他的生活过得好一点。阿培是一个有血性的人，重情重义，豪爽大方，帮助好友，也是情理中的事。
花蝴蝶
蕙兰，你是哪年出生的？我有点好奇，便问。
1961年呀，她说，阿培大我十七八岁。
你俩年纪相差那么大，你怎么就肯同阿培结婚呢？我还是忍不住好奇心，又问。
我16岁那年，肚子里长了一个瘤子，肚皮挺起，象个怀孕婆，难看死了，真的羞人，我都不敢出门。
还是阿培给了点钱，叫我爸带我去化州医院动手术，取出一泡水，幸好是良性的。说罢，她轻叹一声。
自此，谣言四起，到处传扬我动手术的事。说我这个女人，再没有生育能力了。
我的身体恢复后，无论好心的人，为我介绍了多少个后生仔，谈了多少次婚，到兰山圩炒了多少碟粉吃，人家都嫌我动过手术，怕我不能生育，始终没人肯同我去民政部门登记。
我爸妈急了，成天为我的婚姻大事，唉声叹气，生怕我嫁不出去。当他们同阿培说起我的事时，不知道是出于同情呢，还是为了安慰我的父母，他对我父母说：
别人嫌，我不嫌。别人怕，我不怕。我愿意照顾她一辈子。
我爸妈都了解阿培的为人，深知他是一个有血性，有骨气，重亲情，讲义气，能为朋友分忧解难的男子。实际上，那些年，他真的帮过我们家不少忙。
蕙兰平静地说起这些平淡的往事，就象讲述别人的故事一般。她对我说：
韧哥，你知道，一个九口之家，上学的上学，吃奶的吃奶，我们家就父母两个劳动力，做到弯腰曲背，都忙不过来。
农忙季节，如果不是阿培约上几个朋友来帮忙，我们的水稻、蕃薯要是误了季节，拿什么糊得住那九张口哦！
听阿培那么一说，我的父母满心欢喜，当场就认了这个准女婿，心里悬着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我19岁那年，也敢单独去找阿培了。
不过，韧哥，我的心性是很高的，心里总是憧憬着城市的生活，住高楼大厦，有电灯电话，逛公园，走马路。而不是住裂了缝的坭砖瓦屋，过那黑灯瞎火，清水粥，薯叶婆，臭咸菜，山间小道，灰头土脸的农妇生活。
当我有胆量同阿培来往时，就对他说，我不愿意在这穷山僻壤的地方，待一辈子，你如果真的爱我，有担当，就带我出去闯世界，找一份工做，走到天涯海角，我都是你的人！
阿培平心静气的对我说：我们出去了，你家里人怎么办？谁帮他们？你的弟妹小，还得读书哩！
他是为我家着想，考虑，才这般犹豫。我说，嗨，我们在外面找到了工作，挣了钱，寄给弟妹交学费，帮我父母减轻负担，不是更好吗？
经过我软言细语的劝说，阿培终于答应带我出去。我们先到荆州惠姐家，逗留了几天。那时姐夫在部队机关任职，姐在部队医院当医生，生活条件好。
姐一听阿培说我是他的未婚妻，已登记，自然高兴，带我们上街买了衣服和生活用品，特意腾了一间房给我们住。
奇怪的是，他们一家总是去饭堂吃饭，不在家里做饭菜。后来接触多了，我才知道，惠姐是个医术高明的医生，出得厅堂，却下不了厨房的美女。除了买面包油条，打开水，冲牛奶，她根本不会买菜做饭。
蕙兰笑着说起这些，便掏出手机点开，让我看看惠表姐的相片。韧哥，你瞧瞧，80多岁的女人，脸色依然红润，没有明显的皱纹，这世上有几个这样的女人！
我和阿培离开荆州后，到广州澍哥家待了三个月，就回来了。
你们不是出去找工作吗？我问，怎么就回来了呢？
哎，阿培就恋着家里那间旧瓦房，两亩地，还想着那座祖屋，什么时候要得回来，更重要的是他担心我们家里人，他哪有心思在外面打工？带我出去三个月，生米煮成了熟饭，他以为稳当了，我的心也该定了，就回来了呗！
我真的不服，还想往外跑。回来不久，我又一个人跑上广州，进了一家制衣厂，当了车缝工。才做了几个月，刚攒了一点钱，阿培又写信催我回去。
除了耕田进谷，阿培再没有别的挣钱办法。自己的男人，性格如此，一般女人，也就认命，随他过穷日子了。可我就是不服气，我得想办法逐步改善生活。
我先用在广州制衣厂打工攒下的钱，买了一部红棉牌单车。那时候的农村，单车还是稀罕之物。迎接新娘，有十部八部单车去接人，就很威水了。
我买单车，当然不是为了接新娘，接陪嫁妹。我有我自己的想法。
我自己砍竹破篾，请父亲为我编织了三个大竹筐。中秋节猪价好，我卖了一头肉猪，有几百元在手，我便有了生意本。
那时候，刚实行生产责任制，还没有人承包土地大面积种植花果。只有附近的两家农场种有橙子，乡村零星地种点香蕉、荔枝、龙眼、三华李。
中秋节过后，渐渐的就到了收获晚稻的季节。这期间，橙子也熟了。收完晚稻，我就到农场收购橙子，用单车载去廉江卖，毎次只能载两百余斤。
红橙当时可是上了国宴的岭南佳果，市场价格可观，非常好销。
我每天早上六点，天麻麻亮就出发，近四十公里的路程，到达廉城南街市场已经十点多。
我卖完两百余斤红橙，不过两个钟头左右。中午在街边大排档吃了饭，买点家里要用的物品，就匆匆踩车往回赶，下午五点左右也就到家了。
到晚上清点钞票的时候，我就偷笑，一天的辛苦烟消云散。两百余斤橙子，可以赚回百把斤谷钱，我能不笑么？一季橙子卖下来，我的手头就松动了，紧巴巴的日子随之过去。
后来呢，我二妹中学毕业后，父母要她在家帮忙种地。我悄悄的对她说：姐留在农村，是因为原来有病，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已经够枉屈的了，我不能让你也枉屈一世。
我为她买了两套衣裳，便送她上广州制衣厂工作。稍后三妹中学毕业，我又送她上了广州。
我这两个妹妹可是有生意头脑的，白天上班，晚上就从厂经营部批发了些成衣，上街摆摊。两姐妹联手，挣了钱就往家里寄，让我父母的生活压力一年比一年轻。后来呢，她俩干脆辞了工，租房开了一间成衣店，我们的弟妹也就有了上大学的经济基础和机会。
谁也想不到，23岁那年，我的肚子就开始争气，三岁抱俩，几年间就有了两儿一女，当初那些谣传我再无生育能力的人，也就敛声，阿培也就竖起了脊梁，挺起胸膛，眼望前方，步伐稳健，大踏步向前走路，越发象个男人了。
90年代后，廉化一带的果园多了，水果的品种也多。哪片丘陵，哪个山杂沓有果园，种的什么果，什么时候成熟，我都弄得一清二楚，心里便有了一张廉化果园的活地图。
我通过智能手机和互联网，与各地客商联系，为他们带路与园主洽谈，商量价格，摘一车荔枝，我也得他一千几百元的报酬。
这些年，我们的儿女先后成家立业，家里建起了两层楼房，在东莞就业的儿女，在当地也有自己的住房。我们真正过上了好日子，我的愿景，终于得以实现。
剑兰
作者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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