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越来越怕过年了。
我家在江西的一个普通的农村，在脱贫攻坚的浪潮包裹全国农村的时候，这个小山村没能搭上这趟时代的高速列车。
相比于那些没有土地、没有房子的贫困村庄，它有广袤的平原土地，人均能分到2亩地的水稻田，那些身强力壮的村民都能到县城的某个建筑工地上，或者周围村庄的个体新房修建上找到一个养家糊口饭碗。
木匠、泥瓦匠、篾匠、石匠，这些各式各样的称呼是他们谋生时的身份。这都是当初辍学时，家里人四处帮他们找“师傅”，几年学徒之后掌握一项终身的立身之本。
媒婆介绍相亲，结婚，生子，等孩子长大后让孩子也学一门活命的手艺，这是我父亲及往上这辈的村民的生命轮回。
我爸是个木匠，我家旁边的三个邻居是泥瓦匠。没有人说得清，他们的生命轨迹为什么会这样高度的重合。
90年代初期，金钱的气味已经从当时中国的城市弥散到农村，他们成为了几千万农民工中的一员，跳上了火车，前往深圳、广州、东莞、厦门这些城市，我在儿时还不知道什么是城市时，就已经从他们口中熟悉这些城市的名字。
他们做着城市化建设最基层的苦力，砌墙、粉刷、浇灌，这是他们日复一日的动作，这和他们在农村时没什么不同，喂猪、挑柴、望山。
他们的身影会辗转一个城市的很多角落，从一个工地到另一个工地，他们不知道自己在盖什么楼，用来做什么。而事实上在他们每一个留下的身影背后，都是市场化经济蹒跚起步的缩影。
他们对城市不会有任何感情。也许更准确地说是，这群城市化的奠基者，自己并不理解什么是城市。
这群最终从不同方向跳上火车的农民工，最终汇聚到了一个出口——返乡。返乡的理由各式各样，家里父母生病，孩子要考大学，也许最普遍的原因是，城市不再需要他们。
回乡时，他们的孩子正在读初中或高中。这些之前生活轨迹基本重合的农民，从这时起开始分叉。
（一）
小城、小俊、小东和我，我们是村中同年的发小。农村长大的童年格外美好。村庄外的山山水水都有我们的足迹，掏鸟蛋、抓野鸡、捅蜂窝、烧蚂蚁这些与大自然的亲密接触，是我们弥足珍贵的共同记忆。
我们在小时候很长时间都是留守儿童，父母外出打工，由爷爷奶奶抚养。那时的小学在镇上，离村庄3里路。我们一起走路上学，放学回家后一人搬一个小板凳，围坐在小城家的门前院子里写作业。
那时候上小学，大家都没有谁学习好差的想法。不过小东和小俊属于脑袋特别“灵光”的类型，经常在数学课堂上受到老师的表扬。
改变发生在上初中后。
为了能获得更好的教育资源，小东和小俊被父母送去了县城上初中。而我和小城依然在镇上的初中上学。自那以后和小东小俊基本失去了联系，和小城也因为在不同的班级很少见面。
那时我父亲在厦门打工，只有每年过年回家。我母亲却辞掉了在外面的工作，决心要回家抚养我，她深知教育对一个农村孩子的重要性。母亲把家里分配的5亩地都种了下来，农忙时间每天扛着比自己还重的稻谷上下三楼，落下了一辈子的腰病。
在我记忆里，那也是我作为农村的孩子唯一记得农活的日子。在田里割水稻、早起晒谷、傍晚收谷，母亲会经常在我累得快趴下时说：你不读书以后就是这样的生活。
我从不想诗意化自己过去的经历，因此坦白讲，我当时并没有而因此要发奋学习的念头，甚至还会有时候享受干农活。但至少在我看来，那段日子造就了我非常朴实和悲悯的性格。这种性格让我在各种诱惑和干扰包围下的乡村中学，坚持做了少数笨但踏实的那一批人。
我和小城最终都考上了县里的重点高中。在我们收到通知书后，我们开始打听小东和小俊的消息。这两个我们曾经的发小，这么久以来蒸发般的离开了我们的生活。
最终，我们打听到他们早已辍学的消息。小俊在初二时因为英语太差辍学了，去了外面学铝合金门窗装订。而小东辍学的原因，我们至今没有打听到，只知道他辍学后去了学汽车修理。
我和小城并没有对他们的境遇有什么感觉。因为我们能走的路只有一条——高中三年后考大学。我们没有时间和精力在小东小俊的事上停留，而事实上，我们自那以后也几乎没见过他们。
（二）
我和小城都考取了普通的本科大学。
村里的大学生屈指可数，村里人脑海里的大学，大抵是这两类：一类是进了大学日后包分配工作，进中央机关；一类是毕业赚在农村来说是天文数字的人民币。
这些把大学无限“神化”的村民，事实上对自家孩子的教育并不重视，在他们骨子里，还是觉得金钱是在农村评判成功的唯一标准。只要孩子能成家立业并生活宽裕，在他们眼里已经足够了。至于大学，那是锦上添花的非必需品。
小东和小俊的父母就是这些父母里的一个。当孩子有辍学的想法时，这些父母对教育的态度让他们很快允许了自己孩子辍学的念头。小俊母亲曾经对我说：小俊不想读了，早点出去赚钱也好。
我和小城也成了这个村庄的“另类”。按照我们村庄评判成功的标准：能早成家立业并生活宽裕。我和小城甚至算得上是失败的例子。
我在西北一所普通大学求学。在这个远离我家乡的小镇上，我在一点点打破自己在家乡20余年建立起的固有认知，去重新拼凑我对与农民、农村、城市、成功的定义。
在我求学几年以来一直打捞的认知碎片里，母亲教会我的那些恒定价值观一直没有打破。相反，它让我更加关注我家乡的这群朴实的农民，我相信，他们只是中国8亿农民的冰山一角。
在我大二的暑假那年，小俊结婚了。婚礼的那天，是我几年来第一次见到他。那个最后留在我脑海里还是个光着脚在河里抓鱼的少年，如今已经微微发福、西装革履。听人介绍，小俊做了几年铝合金门窗装潢后，改行学起了厨师，如今在一家大酒店当大厨。
我想对于村民来说，小俊已经达到成功的标准了。甚至当我在婚礼现场看到这对幸福的夫妻在轮桌敬酒时，我忍不住心底赞许：真好。
随后小东婚礼的消息也传来，再之后我每次见到小俊和小东都能看到他们抱着自己的孩子，我和小城越来越成了“另类”。
其实我和小城都知道，在村子里“另类”的我们在大学里是再普通不过的两名大学生。我们上课、考试、运动、参加活动，和同龄人一起交流思想，学习知识。在大学校园的氛围里，我们丝毫没有感觉自己是一个“失败者”。
而一回到家乡，我无法逃离。没有人比我更清楚那种滋味，那种被环境裹挟不得动弹的滋味。
（三）
在自己内心和外界的轮攻下，我今年返乡的心理彻底沦陷了。
在今年寒假回乡前，我在一家中央媒体实习了两个月。在那里清晰了自己的生活方向和想要的生活方式，这不是一条平坦的路，更不是一条“成功”的路，只是我脚踏的路。
回家后我又见到了小城。他考研准备了两个月却最后放弃了。最终应聘进了一家农业企业。我问他甘心吗？他说留给他的路太少了，想上研究生，但算算自己的年纪，二十五六岁的年纪读完研究生出来，还不一定能找到好工作。更可怕的是，我和小城心知肚明的，还不能达到那个村庄定义的“成功”。
我和父母说着我的职业规划，我说这不一定是一个光鲜的职业，但一定不是一个高薪的职业。坦白讲，我不确定自己能否城市里买得起一套房。更别说接父母去我工作的城市“享福”。
母亲沉默了。许久她对我说：只要你喜欢我们都支持你。我知道这不是那个从小对我寄予厚望的母亲想要的结果，那个小时候经常对我说“长大了开飞机来接妈妈去旅游”的母亲，想要的对于农村一个接受了近20年教育应该匹配的结果。
小东和小俊过上了和当年外出打工的父辈一样的生活，而他们的父亲，用我们村庄的方言来说，子女已经“上岸”，忙活了半辈子到了享福的时候。
而小城和我父亲，原以为可以从此靠子女改变生活轨迹，也慢慢接受着现实。他们或许相信改变是迟早的，但不知道要多久多久。
不过眼下，相比于子女已经在外成家立业的小东和小俊父亲，小城和我父亲还有更大的压力，儿子结婚的彩礼，甚至我父亲还在打算用他在外打工攒了半辈子的钱，给我买房。
父亲数了数，跟我说：“不够，还要再做5年应该能帮你付首付。”
我再也忍不住泪水，“我绝对不会用您一分钱买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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