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看到过这样的一张图：有点像阶梯式的金字塔，越是塔尖就表示学习内容留存率越低，反之则留存率越高。位于塔尖的是“听讲”，位于塔底的是“教授给他人”。
图片源自于网络这很有意思，一种是纯输入式的学习另一种则是十分偏向输出式的学习。然而，前者只能保存学习内容的5%，而后者则高达90%。高下立分，便是如此。可是，如果把目光放到基础教育阶段的课堂当中，让学生提前预习知识并传授给其他学生的实际操作性并不大。于是乎，我们有了折中的办法——“讨论式”课堂。学习内容的留存率同样高达50%。
然而，你是否发现，在校园的课堂当中能够做到讨论的微乎其微，即便讨论了也是效果不佳，因为学生还不完全具备以讨论为主的课堂。所以在基础教育阶段许多课堂都将讨论的学习方式弃之不用。这看起来没有什么大的损失，实则只是损失不直接体现罢了。单一的“听讲式”课堂，学生也许知识点抓不牢，只能请家教补。亦或没有把知识点理解透，做题靠一遍一遍刷才行。导致这些问题产生的因素里，想必缺乏课堂讨论即使占不上主要因素，关系还是十分密切的。
《北大授课——中华文化47讲》虽不是针对该问题出的书，但其中的授课形式均为讨论式的教学方式提供了参考。我们暂且把这本书比作一堂课，方便研究。
课的开头是主讲老师余秋雨先生与北大、台大学生的“闪问”、“闪答”。学生在“文化”这个大的话题之下，自由地向余秋雨先生提问，他则有问必答。有时还会与学生就提出的一些问题进行反复讨论。我认为这样的“闪问”、“闪答”的优点，有两处：坦率、思辨性极高。
首先，从两个“闪”字就不难看出这些问题与引发出来的讨论都是随机性的，没有做出提前的准备。于是所有的学生与余秋雨先生发表的观点都是不带思考加工的，知道什么说什么。有意思的是，碰到余秋雨先生没有想法的内容，它就请教学生。课堂参与度一下子拔高也秉承了“不耻下问”的传统美德，妙哉！
其次，余秋雨先生也可以称得上是一位“现代大儒”了，而台下的北大台大的学生也都是知识丰富，有见识，有判断力的年青人。他们与余秋雨先生中间隔了两个东西：一个是时代，他们的年龄相差太多了，阅历也截然不同；另一个是身份，余秋雨先生通常扮演作家教授等角色。而台下的学生们，他们是名校的学子，也是社会上新一代的年轻人。身份不同，眼光更截然不同。除此之外，北大学生与台大学生还存在地域的差异，而两所大学的学生中又不乏来自：新加坡、日本、马来西亚等国的留学生，他们有视野的不同。诸多不同层层叠加，这难道不是一场难得的思想大碰撞吗？如此一来，思辨性能与之媲美的，也只有国际辩论大会了吧。
课程的第二个部分则是围绕着固定的文化话题来授课了。乍一看便有两样有意思的地方：第一，余秋雨先生作为主讲，但在课堂上也只有一半的发言时间而剩下的一半则是其他学生的发言时间；第二，课程刚开始时还是由余秋雨先生确定主题到了后面的部分则是学生来确定主题。不需要过多的论述，我们便可以直观地发现，这是一种多么开放的课堂环境啊！老师与学生们在精神层面都平起平坐，没有师生关系的束缚，只有成熟、精彩的讨论。这时候之前提到的思辨性在此也又出现了。余秋雨先生提出的看法，成熟老练且直言批判了许多学术界学者的恶习。还用老辣的眼光批判了一些社会上的文化现象。而学生们提出的观点大都不特别成熟，可每一种观点都是新颖的、富有时代气息的、人从未听说过的，让人看了耳目一新。然而学生们都能理解余秋雨先生的认识，余秋雨先生也能细细琢磨学生们的观点提出自己的建议。这样的课堂氛围，怎叫人不赏心悦目呢？
当然，仅仅拥有良好的课堂氛围与先进的教学理念是远远不足够的。读完整本书，我对内容的选材上颇有感触。此般授课倒不像是文化普及，而是选区取了那些我们作为中国人“最熟悉也最陌生”的内容进行深入讨论，比如孔孟的思想、老庄的哲学、法家之道等等。客观而具体、新颖而颇有思辨性，从内容上来讲，当然也是好课堂。
北大授课的课堂模式虽好但仍然不能忘却一点：这样的授课模式在我国基础教育阶段的推行是几乎不可能的。原因有三：首先教育资源的分布问题。我国文坛有几个余秋雨先生呢？又有几个愿意出山的余秋雨先生呢？恐怕很少。再者，能够拥有如此先进教学理念的余秋雨先生定当少之又少。恐怕一个省分配一个都没有。再进一步说，拥有像北大台大那样思辨性的学生又有几个呢？他们都是万里挑一的学生啊！其次，我国基础教育阶段难以容纳思辨性太强的课堂模式。我不想批判应试教育，毕竟这也是最符合我国国情的教育系统了。在应试教育系统之中要求学生静下来，提高思辨能力再来参与这种课堂讨论未免有些太过严格了。再次，基础教育阶段的学生有意培养思辨思维的很少，思维成熟的更少，若只给很少数人开课，未免太过偏心。
那么，又回到了文初提到的问题。我们真的要完全抛弃北大授课中的讨论式课堂吗？相信你的答案与我一样，我们不应该完全抛弃它。可也不能直接照搬过来，所以有什么解决方法吗？好吧，也许这就是众多特级教师们在研究的事情，我们这些外行人也许插不上嘴。但，我们可以提出建议。
针对我国基础教育阶段人文类课程设置的现状，并结合《北大授课——中华文化47讲》中表现出来的良好状态的分析。我主张以下意见：
首先，对于人文类课程，应当多放下主观的意识，拿起一些客观思辨性。比如，在许多情况下，历史教育与政治教育是有着紧密的联系的。不能说不好，毕竟这也是符合我国国情的决策。不妨做的是：在学生世界观形成之前按，先告诉学生什么是事实，让让其自行思考。等待其思想、价值观成熟，再告诉其什么是正确的历史观。这样做的好处是：让学生考虑问题的方向不再单一化，且拥有更开放的视野。其他人文类课程亦然。
其次，对于人文类课程的教授应当放慢脚步，不可急于求成。据网传，现在不少中小学都开设了所谓的“国学班”，爆料称此类班级让学生们在熟背课本上的古诗文之外，背诵唐诗、宋词、元杂曲。不说记忆负担有些重，最重要的是，学生也许还理解不了这些诗词的内涵与美感。最应当令人反思的是：某版教材居然在小学四年级的教材中要求学生背诵李清照的《夏日绝句》。其中“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意境，岂是四年级的小学生体会的到的？所以，教育工作者们，我们的人文类课程是否应该稍稍放慢脚步呢？
最后，则是讨论式课堂的实际应用层面的问题。不过，我知道若是专家学者来写，恐怕几篇论文的篇幅都不够论述，但是我们仍旧可以提出意见。首先，在课堂中讨论一定要有，不能没有。只因为这是一种高效的学习方式便是。不一定非要学生与学生讨论，老师也可以走下讲台与学生讨论，那样恐怕更好。其次，学校要注意培养学生的思辨性，哪怕有难度，也要鼓励学生提出不同的看法。让学生登上演讲、辩论的舞台也是非常好的做法
好了，以上就是我想说的。也许在专家学者看来这些文字对实际操作层面并没有帮助。不过，起码这是肺腑之言，也抒发一个底层小市民对国家视野的关心之情。
愿我国教育事业前途光明！
2018.08.21
文弱写于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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