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很多事，我们知道，却也仅限于知道，并没有切身的体会，不尝一尝我们怎么知道盐是怎样的咸，醋是怎样的酸？正所谓“纸上学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1938年由于战事长沙临时大学已经决定迁往昆明，1月21日学校宣布了两条去昆明的路线：1.从长沙出发坐火车经广州到香港，后坐船到海防，再转火车经河内到昆明；2.徒步一千多公里，途径湘黔滇三省到昆明。
由于实际的困难，步行团只允许男生参加，当时的男生们以能参加步行团为荣。入围要经历几轮的体检，当看到最终的名单上有自己名字的时候，他们兴奋的高声欢呼。
体重不达标者将被淘汰——身体太单薄的人难以承受严酷的考验，体重较轻者为达要求便偷偷滴在衣服底下塞几本书是自己的体重超过最低标准。
最终有244名男生入选，教师志愿者有：清华著名诗人、文学研究者闻一多；北大著名化学家曾昭伦；清华地质学家袁复礼；南开教务长黄钰生，也是步行团的实际负责人；南开植物学、生态学家李继侗；还有六位尚未成名的青年同时。
这一行人组成了正式名称为“湘黔滇旅行团”的实际的步行团。而他们的路程远没有名字这么轻松。首当其冲的是路途的艰苦，可以想象这些天之骄子们刚出发走在这崇山峻岭之间的无助；食物的短缺，臭名昭著的土匪，民族之间的差异，恶劣的气候，泛滥的疾病无不威胁着“国宝”们的生命，但他们并没有退却，非但没有退却，他们反而越来越进入了自己的角色：
社会学系的学生调查农村状况，初出茅庐的政治学者采访县领导，年轻的经济学家根据当地的生产状况和生活编写资料。黄钰生、刘兆吉搜集了两千多首民歌；昆虫学家毛应斗捕捉各种昆虫；植物学家吴征镒则收集当地植物标本。地质系学生深入田野调查，那里有丰富的化石、岩层和矿藏。地质学爱好者常常围着袁复礼教授讨论最新的发现。几乎每个人都坚持写日记。
慢慢的他们发生了变化：
抵达贵州省会贵阳时，旅行团成员已积累了丰富的行军经验。白天背的背包早就从料想中的必需品减为最基本的生活用品——杯子、牙刷、牙膏、毛巾、备用的草鞋和毛衣。脚上起泡已成为往事。艰难的行程磨炼了他们的身体，而贵州恶劣的天气使他们变得更加强壮。患病的学生几乎不再乘坐卡车，只有一次例外——几个病得很厉害的学生坐过轿子。粗粗一看，他们成了一群吃苦耐劳的人。旅行团从贵阳的南门进城，当地市民惊讶地注视着这群年轻的小伙子——被太阳晒黑的面庞，被风吹乱的头发，衣冠不整，绑腿和草鞋上沾满污泥。实在难以想象，这些人曾经是白面书生，曾经衣冠楚楚，曾经娇生惯养，曾经盛装华服漫步在平津的街头巷尾。
出发六十八天后，我们的步行团在一个都不少的情况下顺利到达了“云之南”的昆明。是这些人，也可以说不是这些人了，因为他们和从长沙出发的时候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身体强壮了自不用说，更重要的是经历了精神上的洗礼，了解了有血有肉的祖国。这群青年再也不会觉得祖国和人民是遥不可及的抽象概念了。在这六十八天里，他们经过了中国的三个省，深刻地认识到祖国幅员之辽阔，对大多数人来说，这也是他们第一次接触中国的百姓——这些人赤着脚，不识字，抽鸦片，住在简陋昏暗的茅棚里，以谷物和蔬菜勉强度日。直接遭遇贫穷的农民、瘾君子、部落民和秘密会社的成员，对于少数天之骄子来说，这是一次大开眼界的体验，是比书本来的真实的世界。
自从故都和西子湖，我们的两个南北大艺术城，沦陷后，北平艺专和杭州艺专从火线下挣扎了出来，敌人摧残了我们的艺术城，破坏了我们的象牙塔，可是毁灭不了我们的三千年来的文化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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