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师兄出生于1949年10月1日，共和国诞生的日子。 记得省电视台专门拍了一个“共和国的同龄人”专题片，找到了八个这一天出生的人，其中包括师兄，各自介绍一下自己的成长经历。
师兄出生于鲁西南的一个小山村，家境一般，但人很聪明，文革期间被推荐上了山东大学。毕业后留校，适逢改革开放和高考制度改革，就报考了本系陈教授的研究生，顺利被录取。
硕士毕业后，师兄就留在陈教授的实验室工作。 我大学毕业后也考上了陈教授的研究生，师兄是导师的大弟子，我比师兄晚入学六年。
师兄的性格温和，待人和气，工作认真。我读硕士的时候，师兄还兼着系里的研究生秘书，负责研究生的管理及硕士论文答辩的组织工作，工作周到细致，研究生们对他的评价都很高。
师兄动手能力强，实验功底深，工作业绩很好，平时对师弟师妹们帮助很大。但师兄在我研二的那年离开了山大调到了一个省级科研单位。
我本来也是定了硕士毕业留校的，但由于某种原因在7月2号通知我不能留校了，匆忙中我找到了师兄，进了师兄所在的科研单位，和师兄一个办公室，一起共事了很多年。
师兄待我不错，我们合作得也很好。期间其他科室的很多同事因为相处等多种原因，选择了出国留学和工作。我和师兄工作一直比较顺利，相处的也很好，所以也一直没有出国。
由于特殊的形势和当年特殊的政策，师兄在满三十年工龄和五十岁的那年办理了退休。 师兄的身体素质很好，工作经验丰富，退休后我又把他聘回来，继续一起工作。
天有不测风云，2010年，师兄的胸部长了一个小肿瘤，在某省级医院实施了手术切除，病理检测结果为恶性，又进行了多个疗程的化疗。
师兄的身体素质很好，几个的疗程化疗都坚持下来了，恢复得也不错。医生又建议进行放疗，毁就毁在放疗上了。
几个疗程的放疗结束十几天后，师兄发烧了，医院还一直当成感冒治疗，后来越来越严重，他爱人带他到省中医院检查，结果一拍片子，发现是严重的放射性肺炎。
放疗过程中由于操作放疗设备的人操作错误，给予的放射剂量过大，把处于病灶下部的肺脏给照坏了。肺脏结构被破坏了，严重纤维化。
4月底入住省中医院后，我去病房看望他，看上去还都正常，但后来病情发展迅速。
五一那天，师兄的爱人给我打电话，急切地告诉我师兄已经转到重症监护室了，大夫要给他上呼吸机，师兄不同意，让我过去劝劝他。
我赶忙赶到医院，先向师兄的爱人了解了一下师兄的病情，师兄现在的血氧饱和度已经很低了，必须借助呼吸机才能保障氧的供应，否则就有生命危险。
在重症监护室我看到了师兄躺在病床上，脸上扣着透明的塑料面罩，强制供氧，但呼吸频率很高，一直在大口呼吸。这时候师兄还能说话，看到我他留下了眼泪。
我还是按照医生的意见劝他上呼吸机吧，我还举了个例子，我们单位传达室的老陈因为过敏休克了，送到医院后也上了呼吸机，但后来恢复得很好。
我当时对这个肺部疾病的严重性也认识不足，总感觉能康复，加上他说话也比较耗费精力，也就没让他多说话。 最后师兄同意上呼吸机了，随后大夫给他安上了呼吸机，管子是通过口腔插到气管里。很快血氧饱和度达到理想数值，但他也无法说话了。
以后每天我都去一趟重症监护室看望师兄，开始两天状态还可以，大家尝试让他在硬纸板上写字，但试了几次都没能成功，写出的字认不出来。
后来病情原来越严重，神志也越来越不清，基本上一直处于昏迷状态，血液指标和器官功能不断告急，终于在五月二十三号，也就是在转到重症监护室的第二十三天，心跳停止了跳动，师兄最后还是离我们而去了，享年62岁。
我们和他都没想到上呼吸机之前的几句话竟成了临终诀别之言。十分后悔当初没让他多说几句，他心里有太多话没有说，太多的事没有安排。
其实当初检查出肿瘤即使不治疗，也不会这么快就走了；如果他身体素质不够好的话，也许就不会做那么多的化疗和放疗，是治疗夺去了师兄的生命，可惜可恨！
当时与师兄同一批接受放疗其他八个病人也都遭受了同样的结局，但医院不承认是他们的责任，我们也没有证据，因为病例里写的都是正常的照射剂量，也许这都是命中注定，对医院我也不想再说什么了。
师兄已经走了，每年清明节我都去他的墓地去看看他。
时间过得真快，师兄已经走了六年了。
又到清明节了，今天上午我带着两个同事去看他了，希望他在那个世界过得平安快乐！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