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定论第二十八章加尔文主义的历史发展一

预定论第二十八章加尔文主义的历史发展一

加尔文主义的历史发展

〖 一、宗教改革前 〗 可能有人会惊讶，直到第四世纪末才有人特别研究预定论。早期教会的教父们主要强调信心、悔改、周济、祷告、受洗等善行，认为这些是得救的根据。他们当然教导人是靠基督得救，但是他们也认为人有接受或拒绝福音的能力。他们的著作有时承认神有至高j主j权，有时又教导人有绝对自由的意志。他们既然不能把这两点调和，就索性否认神的预定或神绝对的预知。他们教导一种「神人合作说*」(Synergism)，认为神的恩典与人的自由意志是彼此合作的；可见要一个人放弃「人能作成他自己的救恩」这观念没有那么容易。可是经过一段漫长的过程之后，人终于了解「救恩是神按着神的至高j主j权赐给人的礼物，与人的功德无关，这救恩已经在永恒中预定了，而且神在每个阶段都是救恩的创始者」这个伟大的真理。最先看清楚这个基要真理的人是奥古斯丁，他是西方教会满有圣灵的大神学家。他对罪与恩典的看法比过去的神学家更前进一大步，认为拣选是恩典，是无条件的，救赎的对象只限于蒙拣选者。每个熟悉教会历史的人都不能否认奥古斯丁在学问与道德上的伟大。他的勤劳、他的著作都使纯福音广传，真宗教复兴，保罗之后，路德之前，无人能出其右。 奥古斯丁之前的教会全力矫正内部异端，而当时教会身处异教世界中，面对异教在言论上的攻击，教会也得花工夫驳斥，在这种情况下，教会没有时间发展教义体系。除此之外，当时整个罗马帝国盛行宿命论，而大家常常分不清楚预定论和宿命论这种异教思想的差别，以致预定论更不被人重视。但是到了第四世纪，教会的大环境算是比较安定了，所以开始进入一个神学的新纪元，神学家也开始更加注意他们信息中的教义。 奥古斯丁发展他关于罪与恩典的教义有两个背景，一是他个人从属世生活转向神的经验，一是当时有伯拉纠*主张「天然人就有足够的能力作成自己的救恩」，奥古斯丁需要加以反驳。伯拉纠还说亚当的堕落对全体人类的影响不大，顶多只是一个历世历代的坏榜样；基督的生命对人的价值也只是立下一个好榜样罢了；耶稣受死的意义只是「耶稣是基督教第一位殉道者」罢了；而人也不在神的特别护理之下。奥古斯丁的论点刚好相反，他认为全人类在亚当里已经堕落了；所有的人生来就败坏，灵性已死，意志只有犯罪的自由，没有向神行善的自由；基督受苦是为了他的百姓；神凭己意拣选人，与人的功德无关；得救的恩典是借着圣灵有效地施行在蒙拣选者身上。因此奥古斯丁成为第一个真正解释保罗的神学家，他的教义也得到教会的承认。 奥古斯丁之后的教会开始在这方面走下坡。人因为无知，以致看不清楚这真理，有如乌云蔽目。教会愈来愈仪式化，人也以为神是借着外在的教会赐下救恩。主张功德的教义体系发展到一个地步，教会甚至发行「赦罪卷*」(indulgences)，罗马教皇在政j教两界都握有大权，而整个欧洲在罗马天主教控制之下，道德状态已经到了难以忍受的地步，甚至神职人员也腐败到极点，至于教皇约翰廿三世、亚历山大六世，人类曾经犯下的恶行也难和他们相比。 奥古斯丁之后，改教之前，很少人强调预定论，我们只提两位：一位是因为传讲预定论而被监禁、被定罪的高查克*(Gottschalk)；一位是英国的「改教晨星」威克里夫*(Wycliffe)。威氏也倡导宗教改革，他的观念很像加尔文主义，主张神有绝对的至高j主j权，凡事都有神的预定，他的信仰体系与后来路德和加尔文的教导很类似；还有瓦勒度派信徒*(Waldensians)也值得一提，因为从某方面来说，他们可以算是改教前的加尔文主义者，他们的信条有一项便是预定论。

〖 二、宗教改革 〗 宗教改革基本上是重振奥古斯丁主义，并且发扬光大，也使强调福音的基督教再居领导地位，名至而实归。我们该记得第一位改教领袖路德原本乃是一位奥古斯丁修会的修士，他由这派严谨的神学整理出伟大的「因信称义」原则。路德、加尔文、慈运理，以及当时所有的改教领袖，都是彻底的预定论者。路德在他的名著《意志的枷锁》中强调预定论，笔调是改教神学家中最强烈、最极端的。墨兰顿*早年曾经表示预定论为基督教的基本原则，不过后来墨氏修改立场，带出一种「神人合作说」，主张在得救的过程中，神与人彼此合作。早期信义宗的立场逐渐修改，到后来信义宗完全放弃这教义，公开抨击加尔文主义的预定论，改而主张普遍恩典(Universal Grace)与普遍代赎(Universal Atonement)，后来这就成为信义宗的公认教义。 加尔文的神学有很大一部份是建立在路德的基础上。加尔文更认清宗教改革的基本原则，所以能把这些原则作更完整的阐述，更广泛的应用。此外，因为路德特别强调「因信称义」，比较以人出发，所以主观性比较强；而加尔文特别强调「神有至高j主j权，所以发展出一套更客观、更加从神出发的原则。路德比较是一个经过长时间苦苦寻求后发现救恩的人，所以他发展的体系也比较只停留在沐浴神恩的境界，觉得这样就满足了；但是加尔文主义并不满足于此，而是再接再厉，探索「神如何救人、为何救人」。佛劳德说： 信义宗没有完全走出过去的迷信，没有再接再厉、奋勇前行、全力以赴，这都显示他们还是心存二意，以致他们的信仰还是半信半疑，他们的真理也是真假掺半。然而不全力以赴的态度不足以销灭西班牙腓力(Philip)的烈火，也不会有人在法国或苏格兰起来，在第一线与洛林(Lorrain)家族抗衡。宗教改革需要更清楚的立场，也需要更坚定的领袖，而约翰．加尔文就是这样的领袖......。非常时期需要非常人物，也需要一批心思缜密，眼光锐利的人，能分别真伪，从根辨明。打信心美仗的军队如果把「当灭之物」留在营中，前途势必坎坷。而我们必须承认，就着加尔文那个时代的认知，没有人比他眼光敏锐，能像他那样看出教会信条的一切瑕疵；在欧洲的改教领袖也没有一个像他那样坚决，一旦查明错谬就断然除净，找到真理就一心倡导，使它成为实际生活的准则，没有丝毫妥协。(注一) 这是牛津大学著名历史学家佛劳德的见证。我们从他的著作可以明显看出，他并非特别偏好加尔文主义。其实他是以批判加尔文主义着称，上引的这番话只是告诉读者，一位伟大学者在研究加尔文主义和加尔文这个人之后作的客观评价。佛劳德又从另一个角度提到： 加尔文主义者已经被人戴上「不宽容」的帽子。不过如果不宽容的对象是想置你于死地的仇敌，我觉得这心态是可以谅解的......。罗马天主教的信条已经够荒谬绝伦了，他们还决定加上一项，就是有权将每个反对他们的人绞死或烧死，而加尔文主义者在这场争战中，乃是手拿圣经投靠争战的神。他们态度愈来愈强硬、愈猛烈；如果你说愈疯狂，我也不反对。他们会这样反应，也是很自然的。敬虔人怎样甘心忍受痛苦，经历忧患，他们也照样相信神掌管一切，安稳于神护理的大能中。他们既然认为是神定意要他们背这重担，就觉得这重担愈背轻省。他们几乎吸引西欧所有「恨恶虚谎」的人加入他们的行列。他们被压倒，但又起来；他们被扯裂撕碎，但是没有权势能使他们弯曲销化；他们宁为玉碎，不愿瓦全。从来没有人像他们那样，厌恶一切虚伪不洁，痛恨各种道德错谬。如果今天的英格兰与苏格兰还有一些害怕行恶的意识，那都是加尔文主义过去烙在人心的结果。虽然他们没能摧毁罗马天主教，虽然天主教依然存在，而且可能继续长存，在各个议题上发表意见，但是他们锋利的毒牙已经被拔掉了。他们迫使罗马天主教放弃那些可憎的观念，就是自以为有权格杀异己。哦！罗马天主教因着加尔文主义者的反抗，看到了自己行为的败坏而惭愧，所以我们还不如说，加尔文主义者间接促成了罗马天主教的复兴哩！(注二) 在改教期间，信义宗并没有像改革宗那样完全切断与罗马天主教的关系。事实上有些信义宗的人以「温和的改教者」自居，甚至自豪。尽管所有抗议宗都以圣经为最终权威，但是信义宗比较有「尽量保持旧有体制，不必丢的就留」的味道，改革宗比较有「尽量扬弃旧有体制，不必留的就丢」的味道。论到教会与政j府的关系，信义宗容许地方政j府在教会中有大影响，甚至容许他们决定辖区内的信仰，倾向于设立国教；而改革宗很快就要求教会与政j府完全分开。 前面提过，宗教改革基本上是重振奥古斯丁主义。早期信义宗与改革宗对原罪、拣选、有效恩召、圣徒永蒙保守等观点都一致，这是真正的抗议宗主义。海斯提(Hastie)说：「绝对预定论的原则是早期宗教改革的伟大力量，尤其在德国发挥作用，遏止了迷信与偶像的权势；虽然这原则后来在改教的摇篮地逐渐丧失能力，但它仍然是改革宗信仰的精髓与支撑，也带领它在每次争战与试炼中凯旋」(注三)。赖思说：「神赐福加尔文教义，这祝福也带下使徒以来教会历史中最光荣的革命。这是历史事实，也是加尔文主义强有力的见证」(注四)。阿民念主义在宗教改革时期当然尚未成形，后来过了二百六十多年，直到1784年，才得到有组织的教会支持。这就好象在第五世纪，先有奥古斯丁主义和伯拉纠主义互相对立，然后又兴起一个半伯拉纠主义为妥协；照样，在宗教改革时期，有抗议宗与罗马天主教互相对抗，后来兴起一个阿民念主义为妥协，所以或许阿民念主义也可以称作「半抗议宗主义」(Semi-Protestantism)。两者都是先有两个强烈对立的体系，然后兴起一个妥协体系。 (注一)Froude, Calvinism, p.42. (注二)Froude, Calvinism, p.44. (注三)Hastie, History of the Reformation, p.224. (注四)Rice, God Sovereign and Man Free, p.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