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先生

和每个孩子一样，在我童年的某个阶段，我对自己的出身来历，存在着一股莫名的热忱和忧虑。

父母哄骗我说，我是从一口漂荡在小河中的澡盆中捡来的，他们竭尽全力的描摹那天的阳光、空气、垂柳、草地等细节，目的就是让我相信，我的确是从澡盆中捡来的。

后来，我知道，我不是来自小河中的澡盆，我是出自母亲的骨盆。

我出生于八十年代末的一座北方小城，小城四面环山，是个盆地，属于侧看像澡盆、俯瞰如骨盆那般粗劣平庸。

我的母亲是一名妇产科大夫，所以我顺理成章的诞生在了她工作的岗位上。临近分娩，整个医院的狂热情绪达到了高潮——那种莫名的癫狂出现在气氛萧杀的医院，显得尤为怪异。

因为，我是他们的赌注。

几乎所有人都赌我会是个女孩儿，医生护士以暖瓶脸盆儿、苹果香蕉作为筹码；主任们则赌上了五斤毛线、十斤粮票儿、二两香油；院长则比较爽快——他直接押上了两张大团结。

然而，我是男孩儿。

大家怅然若失的盯着我凸起的微小生殖器，宛如亲眼目睹了双色球的开奖过程与结果，最终只得放下手中的物件儿，点头恭喜，因为只有这样，才符合喜得贵子的主旋律。

其实那天，有个插曲。

由于所有的医生大夫都来观摩我的性别，没有人理会躺在产房中的另一位产妇，进而，她的孩子，胎死腹中。

对了，她怀的，是个女孩儿。

我始终认为，在那一刻应该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人，本应是那个女孩儿，这样所有的一切就会变得顺理成章，而我，可能只是游弋于某处的一只精虫、山间的一条野狗，亦或是苹果树上的一个烂熟的苹果，可是命运捉弄，我抢先一步踏入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却抹掉了世界的另一种可能。

然而，我的命运并未因我踉踉跄跄的到来而变得坎坷崎岖。彼时我的爷爷是这个小县城的书记，作风硬朗而霸道，大家背地里都称他“土地爷”。我的降生和性别令他欢喜不已，也给许多拜访者带来了话题和契机——他们对爷爷点头哈腰满脸堆笑，粗糙而潮湿的大手谄媚的抚摸着我的脑袋，不知疲倦的说着许多我闻所未闻的精妙话语。

几年后，我已能自己奔走跑跳，生活也因此变得斑斓起来。我可以毫无顾忌的去这个小城的任何地方——电影院，国营百货商店，县委食堂，甚至是冰棍儿摊，理发棚。无论是掐腰的泼妇还是凶恶的壮汉，见了我都会弯下腰笑眯眯的说：“呦，孙家的小少爷，又来啦！”

因此，在我年幼的脑海中，“悲欢离合”四个字是被拆解的——人间只有欢合，没有悲离，所有人都称我的爷爷为“书记”，父亲为“孙家少爷”，而我，则是“孙家的小少爷”。关于这座小城美好而纯粹、虚无且荒谬的记忆，也正是在那个时候留下的。这种经历与记忆极具欺骗性，他模糊了小城与世界的分隔、权利与人性边界，说不出所以然，倒也理所当然。

又过了几年，我到了上幼儿园的年纪，恰逢爷爷那年，退居二线。

小城的秋天似乎倏地一下到来了。

父亲问我想去哪个幼儿园，我说想到小城中最好的那家“机关幼儿园”。于是父亲用自行车载着我，一路颠簸，最终敲开了幼儿园园长的家门。园长是个头发烫着卷儿的中年妇女，她扎着围裙，一手扶着门框一手握住门把手，礼貌的问父亲有什么事。父亲拍了拍我的脑袋表明了来意。

园长听罢挺了挺腰杆，四十多岁的女人板起脸来尤为骇人。她胸脯起伏的反复强调“机关幼儿园只接受机关子女”，“这是县里的明文规定”等等。父亲点着头，从裤兜里掏出一枚皱皱的信封递到园长手中。园长瞄了一眼，里面装的是三百块钱。于是她毫无征兆、怒不可遏的对父亲吼了起来。父亲只是笑笑说：

“幼儿园的墙，该刷刷啦。”

“那我代表园里，谢谢孙家少爷。”

当我听到“孙家少爷”这四个字时，我便知道这事儿，妥了；但我不知道的是，父亲那时一个月的工资，不到八十块。

我入园那天，校舍已经粉刷一新。幼儿园的老师待我很好，许是我机灵可爱，也可能是那一桶桶卑微的涂料在作祟。

在那三百块钱的庇护下，我度过了一段快乐的幼儿园时光，但没有人再称我为“孙家的小少爷”，包括老师，亦或同学。我应是忘记了这个名头，他们可能也是忘记了，而至于我们之间谁先忘记的，我不得而知。

一年后，我即将晋升为一名小学生。离园前夕，食堂破天荒的为我们包了一顿饺子，尽管，那是些极其敷衍的、名义上的饺子。每个人的搪瓷碟中漂浮着六张支离破碎的饺子皮，而饺子馅儿的数量是不是六个，就要看各自的造化。小朋友们狼吞虎咽的捞皮儿戳馅儿，咂嘴喝汤，很快便把搪瓷碟舔的干干净净。当大家朝老师满怀期待的高举搪瓷碟时，老师挥了挥手，说：

“吃完的小朋友，可以出去玩了。”

大家有些遗憾，但也表示理解，毕竟能吃上饺子，也是一件幸事。我随着人流，悻悻的放下盘子打算出去，却被老师轻轻地拽住，我惊恐的望着她，打了一个荒谬的嗝儿，饺子皮儿险些从嘴里滑出来。她对我笑了笑，指着角落中的一条长凳让我坐下。待到人群散去，她关上了食堂的木门，又从后厨端出一碟热气腾腾的饺子——卖相虽差，但分量十足。小朋友们挤在食堂的窗外，鼻子脸蛋被玻璃窗生生压扁，即使这样，也无法阻止他们天真的甩着鼻涕、窥探食堂中肮脏交易的冲动。

老师坐在我的身边，递给我一双筷子，对我说：

“吃吧，我知道，孙家的小少爷，最喜欢吃饺子。”

她的话令幼小的我有些迷离，精神在现实与虚幻中摇摆不定，无关不伦的爱情，只是因为在一个陌生的世界里，你竟从别人的口中，偶遇了已被遗忘的自己。

多年以后我仍记得那个潮湿而闷热的食堂，以及，堂中桌椅板凳摆放的角度，搪瓷碟上的花纹，甚至，那位老师耳环的形状，口红的颜色，身上的气味。我的父亲用四个月的工资，为我换来了绵延不绝的庇护与安逸。这个小城的人们令我困惑而感动，他们时而世故狡黠，却也有着最直白的淳朴；似乎可以忘记一切，可骨子里又从未将一切忘记；最刻板无情之人，亦能做多情温暖之事，想必这只是那个独特的时代与地域混合后的温吞产物。这种温吞侵蚀了我的文字，令我在无数个夜晚，怀念起那座狡猾、迂回而温暖的小城。

几年后，父亲母亲的事业有了起色，父亲也逐渐摆脱了“孙家少爷”的帽子，称呼变成了“孙哥”、“老孙”、“孙主任”；相反，我则由“孙家的小少爷”，变成了“孙家少爷”。

父亲对这些称呼不甚满意，他不止一次和我絮叨过，他最想得到的名头，是“孙先生”。

我十分不解，父亲却十分不想让我了解，但据我分析，他自己对此亦是无解。

不久，事情发生了转折。

我的家住在一条名为常青巷的巷字里，我对这条巷子的感情极深，因此在若干年后它不止一次的出现在我的文章中，当然，这是后话。彼时我没有过多的想法，单纯的以常青巷里的人们为主题，潦草的写下了一篇题为《常青巷》的作文，怎料，它得到了老师的褒奖。

而且，是狂热到令人发指的褒奖。她当众将其朗读了一遍，意犹未尽，便又让我上台高举试卷重复吟诵，我尴尬的重读了一遭，她啪啪啪率先鼓起了掌，如火的热情令我产生了一种肤浅而狭隘的错觉——那就是我的爷爷已经或即将重新走上书记的岗位。

然而事情远没有结束。老师把我的作文用透明胶贴在了班级的门上，命令大家经过时稍稍驻足，多多揣摩我的文章。于是从那天起，每个人都会有意无意的在门前停下来，表情肃穆的盯着门上的那页黄纸审视，然后紧锁眉头目光凝重的看着我。这令我一度产生了惊悚的错觉——门上贴着的不是《常青巷》，而是我的遗像。

最终，老师对我的父亲和母亲说：“加以培养，方达可能会成为一名作家。”我的父亲听罢哆嗦了一下——就像是撒完一泡悠长不绝的尿后身体泛起的战栗。他有些恍惚，老师见状便不厌其烦的开始列举诸多人名，父亲始终在摇头，直到说到金庸，父亲这才恍然大悟——因为他的的确确看过金庸的小说。

后来，父亲陷入了多彩的畅想——他对现状做了美好而不切实际的延伸，比如，成为作家就会受人尊敬，受人尊敬便能有自己的地位，有了地位，谁见了都会恭敬的叫上一声，

“孙先生。”

我把那篇文章的轰动划为了巧合，而父亲却把巧合，当作了命运。

父亲性格刚烈而迂回。自那天起他总会时不时的从单位带回几沓稿纸、一个日记本之类的物件儿，犹犹豫豫的放在我的写字桌上——他想弄出点儿动静儿引起我的注意，然而动静儿大了，显得刻意，动静儿小了，又没什么意义。

我也很配合的试着在那些稿纸上涂涂写写，写这个小城的人与事，记录所谓愚蠢的骄傲和可笑的卑微。可是彼时的世界对我来说很简单，人们非善即恶，非黑即白，有多深的情就会释放多浓的爱，有多重的怨就会报多大的仇，城里的人兜兜转转一辈子，按部就班的在妇产科的产床上降生，悲悲戚戚的在后山的坟茔中长眠，记录它们只需四百字一页的稿纸便足矣。因此，这座小城里的一切对我来说便念无可念，写无可写；七八个人，三五条街，王大婶儿的屁股李大娘的脸，桥头儿的张大爷搞破鞋，鸡毛蒜皮的东西着实提不起兴趣，我想去更远的地方看看。这想法本没错，可是没多久便开始跑偏，更远的地方变成了更虚无、更缥缈、更刺激的阴暗角落。

我开始饱读父亲书柜中的武侠巨著，刺激但不现实；进而转向当代文学，现实但不刺激；最后，钟情于当代鬼故事，尤其是对插图中坦胸露乳的女鬼尤为喜爱——既真实，又刺激，而且，对于即将进入青春期的我来说，它还足够色情。

读得多了，我开始试着去写一些这样的故事，洋洋洒洒动辄千把字——鬼怪品种众多，描写香艳惊悚，故事胡编乱造，但将天马行空的想法留在稿纸上的过程着实令我沉迷，我站在鬼怪小说和色情小说的路口左顾右盼，仿佛再前进一步便要决定我的此生。直到一个夏日的夜晚，我做了梦，梦见了好多的鬼怪——包括我笔下的一众香艳女鬼。我在那个闷热的午夜惊醒，一头热汗，不是香汗，气喘吁吁，并非娇喘；我开始不敢直视那张塞满鬼故事书和稿纸的抽屉，仿佛真会有怪异之物跑出来；我顺手一摸裆下，竟然发现——

自己梦遗了。

当然，彼时我不知道这叫梦遗，我天真而笃定的认为，一定是我的文字招惹了鬼怪，他们正试图顺着我的生殖器夺走我的脑髓。

于是，我果断的在第二天的黄昏，将那些稿纸丢到垃圾箱中付之一炬，不巧偶遇下班的父亲，他不解的看着我，又惋惜的目送那一张张燎着火舌的稿纸，满眼充盈的，都是他儿子做不成“孙先生”的遗憾之情。

我的创作之路，暂时中断了。

后来，父亲的事业更上层楼，连“孙主任”都已成了遥远的过去时。而我读了初中，人们又渐渐开始称我为“孙家少爷”——就像爷爷在位时那般熟络与热情。

教我的老师大都格外严厉，他们会因我犯的每一个小错而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挥舞教鞭，上纲上线、大发雷霆。然而不多时，老师们又会通过各种途径向我的父母解释，对我如此这般严厉的原因。那时我的父亲在外行事已是独断专行，飞扬跋扈，但唯独对老师们毕恭毕敬，他的态度令老师颇为赞许，而这直接导致的后果便是，老师对我更加的严厉。

我渐渐开始无法读懂这个小城的规则与人心——为何“孙家的小少爷”可以吃饺子，而“孙家少爷”，却要挨鞭子。

在一个九月的清晨，我在上学路上偶遇一个骑着红色“幸福125”摩托的男子——他是我的语文老师，姓李，一个矮小而略显邋遢的中年男子，他停下摩托车，一只脚费力的支着地，努着嘴示意我上车。

秋风起，车驶得很慢，他不时的扭着头，对后座的我说他读过我的《常青巷》。我十分惶恐，并且隐约感受到一丝久违的吹捧。我虚伪的谦让了几句，他似乎没有理会，接着对我说道：

“我感觉，不咋地。”

我在困顿的清晨猛地来了精神，开始向他炫耀我写过鬼故事。

“然后呢？”他问。

“烧了。”我答。

“为什么？”

我停顿了一下，权衡要不要把梦遗的事儿说出来。

“人都写不明白，还写个鸡毛鬼。”

这是我第一次，从一个老师的嘴里听到粗鄙的“鸡毛”二字，颇为震撼的同时，倒也莫名的拉近了我和他之间的距离。从那时起，每个清晨我都会刻意在某个时间点出发，因此也总会搭上他那辆幸福125。我创作启蒙的记忆中弥漫着风沙与柴油的味道，在那条通往学校的小路上，他不是李老师，我也不是孙家少爷，他和我讲了很多，从散文到小说，从道家儒家到儒勒凡尔纳，从《金瓶梅》到《三重门》，甚至，从小城，到未来。

很快，到了零三年的五月，六月的中考近在眼前。然而就在这紧要的关头，学校因为全国“非典”的爆发，停课了。

在那个无所事事的五月清晨，我又在路边遇见了骑着幸福125的李老师。他摘下头盔递给我，红着眼睛让我上车。我戴上头盔——里面弥漫的是酒精与烟草的味道。他把车开的飞快，宛如参加摩托GP赛一般，稳稳绕着小城跑满了三圈。我紧紧箍住他瘦弱的后腰，生怕我幸免于“非典”却葬身于车祸。

终于，车停了下来，他接过头盔，对我说——你，应该写小说，但是，没人会去看写在试卷上的，小说。

我点点头，明白了他的意思；他用力拍了拍我的肩膀，笑道：

对吧，小方达。

我听了他的话，顺利的考上了高中。然后在一个机缘巧合的下午，我蹲在男厕所的墙角，听到隔壁女厕所里女老师对李老师的神秘评价：

“抽烟喝酒，抛弃妻子，活该。”

“就是，”伴随着一阵畅快的“哗哗”声，一个尖厉的女声继续说道，“骑个幸福125，天天像个二百五。”

那一瞬间我对这个小城的人重新燃起了兴趣。那句“人都写不明白，还写个鸡毛鬼”的名言震撼着我，彼时仿佛有亿万个身捆雷管的精虫，在我体内肆意的游走爆破。我亦渐渐察觉，人心与人性之深刻并非几页稿纸或几条定律即可一一囊括，他们时而精彩万分，时而讳莫如深，我试想过有朝一日可以用文字去驾驭那复杂的人性，却怎料现实残酷——我时至今日仍被复杂的人性，一路牵扯。

中考后，我把这个故事讲给父亲听，那时父亲为了无尽的酒局饭局很少回家，他强打着精神听完幸福125的故事，醉醺醺的对我说：“你的这辆摩托，应该是把你当成了，他儿子的，化身。”

尽管他把“老师”说成了“摩托”，但我仍着迷于父亲奇特而开阔的思路，似乎，这也不乏是一种潜在的可能。

“可你是我的儿子，”父亲打了一个嗝儿，接着说道，“你是我的儿子，除非，我死了。”

我怔怔的望着父亲，心中一紧，而他紧紧掐住了我的脸蛋，补充道：

“你说对吧，孙先生？”

父亲一语成谶，几个月后，我读了高中，而我的父亲，去世了。

是极其突然、非正常的那种。

出殡那天，小城殡仪馆的门前广场停满了车，然而源源不断涌入的车流丝毫没有停止的意思，于是车龙从广场延续的门口，又从门口，延伸到荒凉的公路上。

我打着幡站在告别厅的最前面，看着攒动的人群中那一张张或熟悉或陌生的面孔，悲痛之余倒也生出一丝丝安慰。毕竟他们是可以证明父亲曾经来过这个世界的——

证据。

然而，一缕青烟、几抔黄土后，“孙家少爷”、“孙家的小少爷”等等名号，便悄然无声、且顺理成章的从这个小小的盆地，消失了。

不留痕迹。

原来，我，才是父亲在这个世界走过一遭的——

证据。

且唯一。

小城不大，这种事情的传播效率，堪比光速。人们都在私下议论，说发生在我父亲身上的事情，水很深。因此，很多人对我和我的母亲保持着一种模棱两可、模糊不清的安全距离。那些曾经与我们无所顾忌、嬉笑怒骂的众人，忽而变得冷落生疏——他们也会与我交谈，只是刻在骨髓里的那种火热而直白的言辞，总会在某个节点戛然而止，一切以谨慎试探的嘘寒问暖开始，少顷又以顾虑重重的欲言又止结束。我曾苦苦追寻的、有关小城人性的命题似乎有了答案，但我始终不确定，这能否称得上是真正的答案。

我开始无心上课，可我的人又必须坐在那个位置，否则众人会认为我要去复仇或自杀。于是我开始用文字来麻痹自己，把一本本与数理化毫不相关的书籍夹在课本里，堂而皇之的摆在课桌上阅读，以此令自己混沌的内心得到短暂的慰藉。

在一个秋叶纷飞的下午，我翻到了余华的一篇文章——《我胆小如鼠》。他冷峻的笔法与刻画令我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而文中杨高和他父亲的形象又使我生出了一丝诡异而难以名状的幻觉。我将这篇文章来来回回琢磨了若干遍，不甚过瘾，便找来余华其它的作品品读——那淡定、冷峻甚至残酷的故事与笔法令我错愕，因此我越读越是烦闷，进而无法自控的掏出笔记本，开始记录我与这个小城的所有故事——既卑劣、又光明；既冷漠、又热情。

我的高中没有休息日，每天从清晨六点半到晚上十点都要老老实实的在学校学习，只有星期五的晚上会放假——那也是我难得的创作时间。因此我对每周的星期五有一种几近疯狂的期盼，于是我就变成了“星期五的方达”。

我如此这般的捱过了那个郁郁的秋天，终于在入冬的时候，迎来了情绪的爆发。

一天，飘雪，放学。我随着拥挤的人流走出学校，学校门口的阴影中歪斜的杵着一些人。我拖着书包缓缓从他们的面前走过，其中的一个人拦住了我——他没有说话，只是用手粗鲁的掏着我的衣兜。我耷拉着脑袋，对他说你别翻，你要钱，我给你。他一愣，起手扇了我一个巴掌，让我闭嘴。

那一巴掌令我对这个小城所有的怨恨与愤懑达到了极点，随即隐忍的情绪如水银泻地般在黑夜中铺洒开来。我抬起胳膊狠狠箍住了他的脖颈，用最肮脏的脏话羞辱他的列祖列宗、女性家人和全体后代，他紧紧扳住我的手臂，指挥六七个同伙把我硬生生的拽开。我如同疯狗一般狂叫着同他们厮打，薄薄的棉服被轻易撕破，棉花混入零星的雪花肆意飞舞。一众人从阴影中一直厮打到路灯下，直到他看清了我的脸，以及我手左臂上的黑纱。

他命令同伙住手，耸拉的眼睛怔怔看着我，情绪复杂。

我眼角肿胀，口中咸腥，不停的喘着粗气，盯着他，鼻子莫名的酸了起来。

终于，我哭了。那一刻，仿佛灵魂，得到了大赦。

“操你妈，我想我爸。”我用沾满尘土的衣袖揉搓眼球，无法自控。

“你妈逼，我知道。”他搂着我，不断拍打着我身上的泥土，为我系上了衣扣。

那夜，是我与小城故事的，最后交集。

三年后，我考取了大学，离开了那座小城，一走，便是十二载。

我没有忘记“孙先生”的期待，尽管很努力，却仍徘徊在成为一名作家“孙先生”的边缘，但是，却隐隐透露出成为教师“孙先生”的苗头。

时间沉淀了所有的故事与情绪，而唯一令我念念不忘的，仍是那个小城所独有的、简单而复杂的人世百态。他们世俗却不过分世故，怯懦但不猥琐，那里的悲欢离合不可分割，亦包括我曾经想要奋不顾身铭刻与忘记的一切。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所谓的“奋不顾身”开始变得苍白无力，反倒是无论何时回去，看到那些“曾经”仍按照十二年前的样子保留在那里，心中遗憾的同时，反而多了一丝安然。

进而，我把这份安然化作了文字。在我作品中的那些唠着土话或骚话、心思朴实或狡黠的家伙，就是我记忆最真实的反映，他们可能会有一个或悲或喜的开始，但未必存在一个或喜或悲的结局，因为生活这事儿，谁也说不准。

就像，如果当年在医院中顺利分娩的，是那位怀着女孩儿的产妇，而不是我的母亲，

那么今天，我是谁？

那么今天，我，又在哪儿？

你说呢——

孙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