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祖辈源自江西南昌县幽兰乡陶家，那应该是五服之外的事。母亲的高祖父陶文义已经携家小离开了幽兰，来到茌港，在茌港的下街段盖起了一栋内外五进的大屋，在此开米铺、做生意。其子陶鼎发(母亲的曾祖父)子承父业，继续在茌港街上做米粮生意，由于经营有方，生意欣欣向荣、家境蒸蒸日上，在“钱家”置办了不少田地。那年月，乡里人有一种固定观念，有钱不能放在手上，一定要用来买房子或买地。房子会发火烧掉，买田买地最为安全。陶鼎发膝下有两个儿子，陶大游和陶二游。由于此时的陶家家境殷实，两个儿子均能读书、有学问，陶大游到了南昌，任大清朝北洋水师的水军管带，相当现在的师级官员；陶二游(母亲的祖父)留守茌港，在本地做教书先生，兼看风水。正所谓“父母在，不远游”。陶大游生有三子：陶裴章、陶细堂、陶澍；陶二游也生有三子：陶澍、陶弃疾、陶志诚。由于陶大游在军内当官做事，颇有人缘关系，原本推荐自己的三儿子陶澍到国民党内做事，但陶澍身体不好，经常咳血，所以让陶二游的长子顶了陶澍的名字，进入国民党内，这就是外祖父陶澍名字的由来。
小时候，不论是父母、还是奶奶，只要提到“茌港街上”，都是眉飞色舞，无比自豪，好像此处比大上海、大武汉还要热闹。因为是父母的家乡，需要在此对“茌港街上”当年的繁荣景象做一描述。“港”由水和巷组成，指水上巷道，江河支流。中国有港字的城市有：香港、连云港、张家港等等，这些地方一定有水。当年茌港这一带水港中长满了一种野草，当地人叫它茌草，所以，将此地命名为“茌港”。
抚河是江西的第二大河流，发源于福建的武夷山，全长300余公里，一路蜿蜒逶迤，纳广昌、南丰、南城、金溪、抚州等地支流后进入南昌县境内。由于茌港背靠抚河，水路发达，再加上它恰好处于南昌与抚州的中间点，属赣抚平原，两岸田畴广阔，物产丰富。平时来往的船只，不管是商船也好、官船也好，一般都要到这个地方歇歇脚、采办一些物资。明代的时候，“资舟楫之利、通商贾之财”的茌港从当初的茅草棚子发展起来，慢慢地形成了一个热闹的小城镇。此段抚河远贾争集、帆樯林立，沿岸兴起了一系列的墟市。南昌县有大大小小48个水运码头，茌港一度号称第一码头。昌盛时期，茌港3里长的正街上遍布有各类商贾店铺300多家，其中老字号就有60多家。
茌港漕运的繁盛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每逢农历一、四、七的集日，这里人山人海，从进贤、甚至丰城等地来茌港赶墟的人，能把整个街市挤得水泄不通。集市交易主要以粮、油、米、面、竹木、牲畜为大宗，可谓是百货辏集，远近皆至。
商业贸易的繁盛直接带动了茌港的人口增长，茌港附近人口在4000以上的有钟、陈、樊、万四大家族，茌港街上以郭上钟家、上陈家、大房樊家（本人祖上）、游溪万家势力最大，他们相互联姻、盘根错节，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当然，还是存在一些小姓杂姓，陶家只能说是客居于茌港。本地乡绅也算是开明公道，坚持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欢迎各方商贾的汇入，这也是当地兴旺的原因之一。更为可贵的是，作为由漕运港口码头发展起来的古集市，茌港商贾往来、经贸兴旺，造就了当地商业资本的活跃，据说在明末清初时期，茌港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
新中国成立后，茌港属于南昌县第八区，统管现在的渡头、塔城及武阳等地。随着抚河改道，曾资舟楫之利的茌港逐渐没落了，如一张发黄的老照片淹没在历史的烟云里。随着现代交通运输业的兴旺发达，抚河的主要功能转变为水利灌溉、防洪排涝，昔日资本繁华的茌港随着社会文明的进程和商业模式的转变，已经变成了一个普通的江南农业村庄。夕阳西下，只有那些破败的老屋、斑驳的石刻和狭长逼仄的麻石板巷道，至今仍记录着这片土地上沧桑的“光辉岁月”。虽然茌港的辉煌鼎盛从历史来看只是昙花一现，却是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南昌商业物流兴衰枯荣的一个缩影。
回到陶家，外公（陶澍）外婆（钱氏）一共生了4男6女，前面三个女儿，后面4个儿子，往后又是三个女儿。老大静蓉妈冬秀，老二早年夭折，也不记得叫什么名字，母亲秋秀是老三。4个儿子分别是荣、华、富、贵，华夭折，富几乎夭折，所以取名丫头，女孩子命贱，好养。最后三个女儿分别是夏秀、春秀、邓秀，都送人了。当年乡下有此习惯，凡是女儿，早晚都是人家的人，早早地送走，免得在家白吃饭。外公家倒是不愁没有饭吃，只是遵从本地习俗而已。冬秀是家中老大，第一胎的出生表明家中有生育和延续香火的能力，不论男女，不能送人。秋秀后面是4个儿子，有招弟的能力，也不能送人。其他的女儿，照规矩办算了。
外公服务于国民党军界，由于读过书、有学问，不用带兵打仗、冲锋陷阵。在国防部做文职工作，挂上校军衔，享受正团待遇。那年月，正是日本人侵华时期，国民党节节败退，外公带着全家也随国防部一块转战。母亲出生于湖北武昌、大舅出生于湖南长沙。抗战8年，全家完全在重庆渡过。母亲说当年见到很多很多国民党高级将领、包括蒋委员长。还是小姑娘时，她一看肩章，根据星、花、杠就知道其级别。外公一边做公务、一边做生意，所以家境尚好。在重庆还有能力买地盖房子，而且广结善缘，家中高朋满座、客饭不断。母亲回忆说，外公着军装、配短枪，身材修长、腰杆笔直，目光如炬、精神抖擞，一副军人做派。在家里，外婆是闷葫芦，只知道做事很少说话，有客人来了也不上桌，只会在厨房里指挥家佣，属于传统的贤妻良母型。外公在家里话语较多，与孩子们有交流、无杀气，从来没有打过人（外婆有时候还会打孩子）。但母亲说，家中所有的人都怕他（包括陶武洲），不是一般的怕，就像耗子见了猫似的。外公的父亲陶二游于1932年去世了，外公转战各地时，也还带着自己的母亲，母亲称她为婆（江西人称奶奶为婆）。母亲说，外公是典型的大孝子，将自己的母亲伺候的好好的，而且惟命是从。这老太太不比外婆，也是不简单，家中来客，都是他出面作陪，能说会到，懂得很多道理，还会给孙辈讲故事。母亲说，老太太喜欢听戏，经常出入各类戏院，翘着二郎腿、磕着瓜子、品着香茗，滋滋有味的听戏，一些为人处世的道理也都是从戏文中学到的。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国民党下山摘桃子。蒋介石也管不了什么国防之事，慌忙派人到各大战区接管。外公被派到74师，到湖北沙市任接收大员。不过，没多久又重返国防部，入住南京，并在南京买地做了私家房屋。接下来便是与共产党接上火了，腐败的国民党政府不堪一击，几百万军队兵败如山倒。三大战役下来，丢掉了半壁江山。老蒋企图划江而治，苟延残喘。毛泽东一文：“将革命进行到底”，长江天险只用了一日便土崩瓦解，外公一家随党部逃到了广州。毛泽东大手一挥：“宜将剩勇追穷寇”，外公一家又跑到重庆。这时，毛泽东已经站在了天安门层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1950年解放军的南下部队奋力攻打重庆，蒋军继续南逃，经福建逃往台湾。外公三兄弟仅有老二去了台湾，老大、老三均被解放军俘虏了。母亲说他父亲是起义投诚的，因为她见到了外公缴枪。我认为道理不成立。解放北平时，共产党有时间和傅作义谈判，给他起义的机会，因为那时共产党还没有绝对把握打下天下。此后，基本上懒得谈了，不投降就叫你灭亡。比如战上海，汤恩伯就知道打不过，共产党也没有给他“投诚”的机会，直接歼灭，顺道摧毁了小诸葛白崇喜的长江中游防线。
按理说，外公兄弟三人都在替国军卖命，老蒋逃亡时好歹应该带上他们。说实话，这事还真不能完全怪罪蒋介石。共产党已经公布了战争罪犯，声称这些罪犯罪大恶极，国人皆可杀之，蒋介石排第一位，属头号战犯。当年日本人打过来时，老蒋还可以从容撤退，给外公一辆军用卡车运送家小和行李。这次共产党打过来，有如排山倒海之势，所到之处势如破竹。老蒋自己撒丫子跑都来不及，哪能顾得上如此之多的难兄难弟。外公两兄弟被俘后，共产党所给的政策还是很宽松的。留下来加入解放军、留在重庆帮助地方搞建设、回老家发放路费盘缠。这是共产党英明之处，给俘虏出路也就瓦解了他的斗志，若不是采用了宽待俘虏的政策，如何能够做到三年时间歼灭八百万蒋匪军。外公是个大孝子，在这重大抉择时刻首先是征求母亲大人的意见。老太太也是茌港人，她有一弟弟仍在茌港（母亲叫他舅公），属于农民协会的官员。解放时，陶家仅余下40亩地，外公一家人常年在外，没有向佃户收过租子。母亲说，若是收租，也都是舅公的事，我们全然不知。由于有舅公做内应，帮助说话。将陶家40亩地分做三份，兄弟仨一人一份，外公家只分到十几亩，再按人均一摊，加上舅公说话，老大（外公）划为贫农、老二划为中农，老三划为地主（老三没有结婚，一个人摊了10几亩地）。说实话，当年土改也是一笔糊涂账，不怪人们要谈“软埋”呢！老太太得到兄弟的消息，想到家里还有住房、还有亲戚，加上老人总有乡念之情，就决定举家返回了。
一家人回到茌港后，老屋还在。只是临街的店面被政府没收了，当年出租的房子被人家据为己有，也不敢收回。好在所建房子够大，剩下的屋也够一家人居住，外婆在这里还生过几胎，包括茌伢。尽管国民党败走时，外公也曾分到过金条、卖房子也有一些银元，但坐吃山空。外公开始做起文房四宝生意来，从茌港到南昌有60里地，外公步行12里到莲塘，然后乘车到南昌，每次进货20-30斤，肩挑手提也算是劳累辛苦，好歹能够养活一家人。母亲有时读书，但多半时间是帮助外公在街面上摆摊子卖货。这段时间，几个舅舅算是安定下来，能够安静地在学堂读书了。如此美好祥和的光景不长，1952年政府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了，重新审查陶家的出生和成份问题，在政府的威逼利诱下，有人出面揭发了外公服务于国民党国防部，并让佃户出来告发陶家。这样重新划定成份，外公划为官僚资本与地主，老二不在也就算了，老三划为工商资本与地主。按照政府的政策，押送外公去黑龙江劳教。
外公这一走，家里就塌了天。外婆一辈子不管事，此时让她出来是没有指望的。姨妈（静蓉妈）年过21，但已经嫁人，娘家的事也管不了。母亲当年16-17岁，只能挑起家庭的担子，继续做文具生意。她说，在茌港卖货没有问题，从前也是做过的，但从南昌进货很困难。拿着订货单，又步行又坐车到南昌后，要摸对地方，还要与人交涉，取得对方的信任方能拿到货。因为拿货是不给钱的，等货出手后或是年底再清算。生活所迫，不行也得行，这样也就锻炼了母亲早年独闯天下、与人打交道的能力。两年后，也就是1954年，母亲离开茌港，到湖北黄石与父亲完婚。陶家又一次面临危机。外婆带着武富舅舅到南昌做保姆，细阿公负责自己的母亲，另外带上了武荣舅舅；武贵舅舅到了南昌由冬秀姨妈照管。这时候，也不讲什么生活质量了，一家人七零八落，能够存活下来就算不错了。
不管生活有多么艰辛，太阳依旧东起西落，日子还在一天一天往前过。1956年国家实施公私合营，武荣舅舅已经年满18岁，进入塔城供销社，当了一名会计。外婆是地主婆，舅舅只能算地主家庭的孝子玄孙，归到狗崽子之列。凭自己埋头苦干、吃苦耐劳在单位站稳了脚根。别看武荣舅舅憨厚老实，但肚里有货，将单位的财务账算的明明白白、清清楚楚，深得领导的重用，也能处理好周边的同事关系。只是有一样，地主家的狗崽子，要想娶媳妇比登天还难。那年月，出生不好的子弟，只能通过换亲娶媳妇，也就是找一家成份不好的家庭，将自己的女儿嫁过去，换取对方的女儿过来当媳妇。可惜外公早年将自己的三个女儿过早地送出去了，没有长后眼睛。武荣舅舅在供销社工作，不光是站柜台卖货、算账，还要经常往向下走，收购物资。当年塔城附近有一村落-湾里，盛产鱼虾，武荣舅舅经常下去收鱼。湾里有一胡姓人家，看上了武荣舅舅一表人才、老实本分，还算是官家的人-有一份正式工作，有心将自家女儿下嫁过来。陶家当年也就那般光景，有人愿意将自家女儿嫁过来都是满心欢喜，没得挑、没得捡，恨不得立马促成。一次胡家女儿来塔城逛街，顺道来陶家歇歇脚。供销社的领导、同事生拉硬拽，让两人拜堂成了亲。直到现在，舅母不时还在埋怨她是被陶家哄骗入室的。这也难怪舅舅一辈子受舅母管，永无翻身抬头之日。
陶家算是过了4-5年安稳的日子，60年代初，国家实行精简下放政策。陶家属于官僚资本外加地主，自然是首当其冲。政府给了两条出路，自己投亲靠友，找到接收的村落，不然听任政府安排到最贫困地区。舅舅想到外公当年多行善事，为家乡、为亲戚做了不少好事。如今自家落难，幽兰乡、陶家应该不会见死不救的。尽管离开家乡有4-5代，毕竟这么多年与陶家关系还是源远流长。幽兰乡也算好的，还认舅舅一家人的血脉关系，愿意接收。只是那年月幽兰乡自己也很贫困，没有什么多余的房间，只能将牛栏简单处理一下，供舅舅一家人居住。一段时间之后，自有近亲将自家房屋腾出一两间来，这才算是一家人安定下来。多事之秋，只能认命，能够苟且活命，实属不易。好在舅舅一家人在幽兰陶家呆的时间不长，又重新回到了塔城。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除了大舅外，还有二舅、三舅。他们的日子也不好过。母亲说，他们家姊妹兄弟，都只有高小文化程度，该读书时候，没有赶上。二舅陶武福长大成人后，曾被某机械厂招工，但由于家庭出生不好，被工厂辞退后下放到农场。二舅颇有才，琴棋书画、诗词歌赋样样精通，农场为子弟办了学校，二舅与众多的上海知青（都有高中学历）竞聘，在学校教书上岗，当属民办教师，语文、数学、美术、音乐...，他一人要教7-8门课程。30来岁，还是娶不上媳妇。好在那年月四川山里妹子往外跑，二舅母看上二舅的才能，在农场还算是“干部”编制，愿意嫁给了他。仔细计算一下，二舅比二舅母也要大个15岁左右，二舅走时留下孤儿寡母，当年日子过的相当艰难。与三舅相比，大舅、二舅只能算呆头鹅，三舅调皮捣蛋、绝顶聪明。听奶奶说，一帮人出去钓鱼，大家一条都钓不到，三舅能搬一箩筐大鱼回来。由于受家庭出身的影响，他将户口落在了农场，自己一人独闯江湖、行走天下。湖南湖北、广东广西、东北西南、新疆西藏，全国没有他没到过的地方。虽然没有收入，但绝不缺钱，且花钱如流水；虽一生没有结婚，但身边不缺女人，而且对他忠心耿耿，死心塌地。只是他所做行当在当时不算严格合法，很少与家人往来，害怕牵连到自己的亲人。有钱时，三舅是山珍海味、花天酒地，自在又潇洒；没钱时，餐风饮露、带月披星，生活完全没有规律，导致英年早逝。
2017年6月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