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官员游历游学除了扩张了国人的眼界，同时也有其局限性
其一，经费问题制约了规模的扩大。由于财政紧张，官派出洋数量越来越少。清末官员尤其候补官员大多贫穷，其自费出洋多则六月，少则三月，走马观花，效果很难保证。公费出洋由于经费限制很难保证，如户部计学馆原本打算1905年挑选学习司员送往日本留学，但因“一时筹无的款”，只好推到次年“再为选派”。
其二，仕途冗滥影响出洋归国官员作用的发挥。如极欲重用游学官员的袁世凯也感叹“惟以限于成例，补缺綦难，实非鼓舞人才之道”。
其三，清政府对游历游学制约重重也限制了官员海外学习的进一步发展。尤其1906年学部新章出台后，对官员的控制骤然变紧，官员游历、游学开始衰落。
其四，对官员游历游学效果的考察存在制度缺陷。游学归来除进士馆员须考试外，其余只要呈递毕业证书即可，但清政府并未详细规定检验毕业凭照的具体措施与办法。对于游历官员的要求仅是呈验札记，这促使他们提供大批海外游览记录的同时，也为编凑造假提供了市场。胡玉缙曾讲过一个故事，谓“某君赴东考察学务，镇日在旅馆，倩人代草笔记以塞责，至今为留学生诟病。而代作者踵相接，遂为留学生人款一大宗。则其人之于见闻，殆并无所得”。为官员代写游历笔记竟成为留学生捞取外快的捷径，官员游历、游学的作用也就可想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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