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刑事法庭：控辩双方的公平博弈

美国刑事法庭：控辩双方的公平博弈

中国留学生章莹颖在美国失踪至今，作为同胞的我们，最希望的是出现奇迹，莹颖同学能回来。

但毕竟案发在美国，因为不了解美国的司法制度和刑事审判程序，我们有很多质疑，先是觉得FBI破案进展太慢，而后觉得美国司法机构对嫌疑人太宽松，再后对犯罪嫌疑人无罪辩护不能释怀 ......

可以说，是东西方立法理念的天差地别，使得我们对美国的司法制度很是不能理解。

那就来看一下在美国从逮捕犯罪嫌疑人开始的一系列司法程序吧。

1. 逮捕 (arrest)

当警察或FBI逮捕犯罪嫌疑人时，必须有合理根据(probable cause)，而不能仅仅出于怀疑或推理。有时候，FBI破案进展缓慢，并不是没有锁定嫌疑人，而是锁定了嫌疑人，却没有足够证据，而且明明知道证据可能就在嫌疑人家里，但没有足够证据，上级就不签发搜捕令(a search warrant)，没有搜捕令就没有权力去搜查，这时就会陷入僵局，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嫌疑人继续逍遥。本案中找到了章莹颖上了的那辆车，并得到了嫌疑人意图绑架的通话录音就是逮捕的合理根据。

在实施逮捕时，警察必须向嫌疑人说出“米兰达警告”(Miranda Warning)，就是我们在影视中经常看到的“你有权保持沉默...” , 因为在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中有一句: “no person shall be compelled in any criminal case to be a witness against himself.” 意思就是任何人不得被强迫在刑事案件中自证其罪(self-incrimination)。这警告同时还告知嫌疑人有权要求律师。

2. 开庭前 (pretrial)

首先重要角色要到位，一场刑事诉讼重要的参与者有被告(the accused)，被告律师(criminal defense attorney)，检察官(prosecuting attorney)，法官(judge)，陪审团(jury)，证人(witness)。有一点必须说明一下，被告律师和检察官的英文都是attorney，在美国他们是两个完全平等对抗的团队，区别就是一个为个人服务，一个为国家服务，没有地位的高低，更没有道义上的高低，如果控方在法庭上暗示自己是在“伸张正义”，那绝对是令辩方愤怒的违规行为。

角色齐全后，先有个审前听证(preliminary hearing)，只是个非正式的单方面听证，法官首先问被告是否认罪，在章莹颖案中，嫌疑人没有认罪。然后法官要决定检方的哪些证据是可以呈堂的，这要依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the exclusionary rule)，也就是通过非法程序获取的证据是不予采用的，比如没有搜查令而搜查到的证据，即便就是直接证明犯罪事实的证据，也必须排除。同时还有“毒树之果”原则("fruit of the poisonous tree")，由非法证据衍生出的所有第二手证据都被排除。好不容易得到的证据就这样被废了，这点对我们来说有点不可思议。

而如果嫌疑人认罪(guilty plea)，接下来就此和检方讨价还价(plea bargaining)，以换取较轻的刑罚。比如，1975年，桑普斯谋杀了弗兰，并且把在场的黛安娜砍成重伤，后来在审判之前，桑普斯决定承认自己谋杀了弗兰，但作为交换条件，黛安娜告他意图谋杀的罪名必须撤销，就这样，桑普斯接受了15年有期徒刑，幸运的话，七八年就可以出来了(载自“FBI心理分析”)。这对我们来说更是不可思议。

3. 庭审 (trial)

被告宣判有罪之前，都必须假设是无罪的，即无罪推定原则(presumption of innocence)，这是美国司法制度中极为重要的一条。美国人并不认为被告就等于是半个罪犯。在法庭上，被告通常是西装革履，以体面正人君子的形象示人，而不让“犯罪形象“先入为主。(比如下图中辛普森在法庭上的样子) 这样控辩双方的不平等感就彻底消除了。

美国刑事法庭：控辩双方的公平博弈

至于电视台能否进入法庭进行转播，各个州的规定不同，还必须考虑辩方和控方的意见。在不允许的情况下，会提供一些现场速写(如下图)。而当年堪称“世纪大审判”的辛普森案则是进行了全程直播，甚是轰动，但陪审团是绝对不能出现在镜头中的。

美国刑事法庭：控辩双方的公平博弈

正式审判开始的时候，法官照例要当着陪审团的面再问被告是否认罪，认罪，直接进入审判。不认罪，就开始法庭抗辩，这也是经常出现在影视中唇枪舌战的精彩场景。这里还必须说明一下美国刑事诉讼的一个重要原则，辩方是不需要证据，只需要提出疑问即可，而检方必须拿出“超越合理怀疑”(beyond reasonable doubt)的铁证，检方提供证据，取证必须合法科学，提供证人，证人必须可靠诚信，达不到这些要求，就是证据尚不充足，罪名就不成立。另外，检方以什么罪名提出指控，也是件讲究技巧的事，比如，在辛普森案中，检方以“一级谋杀”进行指控，不仅要证明辛普森杀了人，还要证明辛普森有预谋(mens rea)，如果只能证明杀了人而不能证明有预谋，那么“一级谋杀”的罪名不成立，嫌疑人可以回家了；如果以“二级谋杀”指控，那么判的刑期就会大大缩短，检方又会不甘心。

在法庭上，有时最出丑的不是被告，而是证人。因为证人出庭作证，必须接受正反双方的提问(cross-examination)，比如检方证人，检方的提问肯定很好回答，但辩方的提问就有可能让他招架不住，辛普森案中的警察证人福尔曼就被弄得丢了工作还身败名裂。

而法官，在整个庭审过程中是起到了类似“裁判”的作用，决定证据是否可以呈堂，证人是否可以出庭，向证人的提问是否恰当，控辩方是否犯规等等。也可以说法官在法庭上说话并不多，这和我们国家的法官纠问制是完全不同的。

说到陪审团，重大刑事案件，必须通过陪审团审理，可以这么说，最终掌握被告“生死大权”的不是法官，而是陪审团。陪审团成员都是随机抽取，虽必须经过非常严格的审查筛选，但都是普通老百姓，甚至可能是文盲。一般陪审团为6～12人，最后裁决时，如果是12人中有4人或以上人持不同意见，那么裁决无效，如果是6人团的则必须完全一致才有效。

判决过后，还可能有一系列上诉，如被判死刑，那么起码10年过后才可能真正执行。

美国的司法制度实际体现的是“宁可放过，不可错杀”的原则。在美国，公民自由高于一切，一个无辜的人失去自由，是美国人最不能容忍的。在他们看来，嫌疑人处于一个弱势不利的地位，如果不从制度上加以保护的话，那么被政府执法人员冤枉诬陷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因为政府执法人员有权力，容易腐败，容易滥用职权，所以美国宪法五条修正案都是用以保护公民权利的。

我们可能会觉得不可思议，因为我们习惯于希望犯罪嫌疑人得到“从重，从快，从严”的惩罚，因为我们觉得不需要保护被告。当然，美国不太安全，是不是因为有时“坏人”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