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十四年的春天，曹操从赤壁败回后做了两件意味深长的事：先是下令抚恤阵亡将士家属，后又颁布《求贤令》。这两件事看似不相干，实则透露出一个成熟政治家的反思与转变。
那道抚恤令写道：“自顷已来，军数征行，或遇疫气，吏士死亡不归，家室怨旷，百姓流离，而仁者岂乐之哉？不得已也。”这话读来令人动容。曹操意识到，每一次征战背后都是无数家庭的破碎。那些死在战场上的士兵，对统帅而言可能只是个数字，但对每个家庭来说，却是顶梁柱的崩塌。
这种认识在乱世中殊为难得。正如孟子所言：“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曹操未必是真仁者，但他明白一个道理：得民心者得天下。善待阵亡将士家属，不仅出于人道，更是政治智慧。
更值得玩味的是一个月后的《求贤令》。曹操开篇便说：“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曷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这句话道出了治国理政的关键——人才。他引用孔子评价孟公绰的话：“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强调人尽其才的重要性。
孔子对孟公绰的评价值得深思。孟公绰是鲁国大夫，以清廉知足著称，孔子敬重其德行却清醒地指出：他在大国担任清要之职游刃有余，却未必能胜任小国的具体政务。这说明人才的使用贵在适得其所，大材小用与小材大用都是浪费。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指出：“不同政体需要不同品德的公民。”曹操深谙此理。他明白在乱世中，不能拘泥于道德完美主义，而要“唯才是举”。所以他感叹道：“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
这句话背后有个典故：管仲年轻时与鲍叔牙合伙做生意，总多分利润；打仗时又常临阵脱逃。但鲍叔牙看出他的才能，推荐给齐桓公，最终助其成就霸业。曹操借此说明：用人当看大节，不必苛求细行。
这种用人观念在当时堪称革命。东汉以来，选官多重门第德行，曹操却大胆提出“唯才是举”，甚至说哪怕有“盗嫂受金”之嫌，只要有真才实学，也该任用。这种务实态度，正是他能够崛起的重要原因。
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观察到：“伟大的政治家往往能够超越时代的偏见。”曹操的《求贤令》正是如此。他打破门第观念，从寒微中发掘人才，这种眼光和魄力，在门阀制度盛行的东汉末年实属难得。
但我们也要看到，曹操的“唯才是举”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平等理念。它更多是乱世中的实用主义选择。就像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建议的：“君主应当更注重实际效果而非道德表象。”曹操的用人政策，本质上是为了增强自身实力。
有趣的是，这两道法令体现了曹操性格的两面性：一面是冷峻的现实主义者，懂得权衡利弊；另一面又是敏锐的政治家，懂得收揽人心。这种复杂性，正是历史人物的魅力所在。
回到当下，曹操的“唯才是举”依然值得我们深思。现代社会虽然强调平等，但实际生活中，门第、学历、出身等偏见依然存在。真正的“唯才是举”，仍然是个值得追求的理想。
正如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所说：“社会的公平正义应该有利于最弱势群体。”曹操的《求贤令》虽然出于功利目的，但在客观上为寒门士子提供了上升通道，这种历史进步性值得肯定。
历史从来不是非黑即白的简单叙事。曹操既是乱世枭雄，又是开明政治家；既有冷酷无情的一面，又有远见卓识的一面。正是这种复杂性，让他成为三国历史上最值得研究的人物之一。
当我们今天谈论人才选拔时，不妨回想一下一千八百年前的那个春天，一个刚从失败中走出的政治家，如何用两道法令改变了自己和整个时代的命运。这才是历史给我们的真正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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