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红玫瑰与白玫瑰》到《一夜盛开如玫瑰》，主人公佟振保和苏素怀分别代表着不同时代，不同性别的高级知识分子群体形象，却面临着惊人的相似情感困境。
原始蛮横生命力旺盛的情欲与蛰伏在深处的社会心理预期的矛盾冲突爆发。最终，苍白空虚的“对”的世界轰然倒塌，酿成悲剧。
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按照叔本华的观念，将悲剧分为三种。第一种是“由恶之人，极其所有之能力以交媾之者”，第二种是“由于盲目之命运者”，第三种是“由于剧中人物 之位置及关系，而不得不然者，非必有蛇蝎之性质与意外之变故也”。
在王国维看来，第三种悲剧展示了一种必然：
“但由普通之人物，普通之境遇，逼之不得不如是，彼等明知其害，交施之，而交受之，各加以力，而各不任其咎……彼示人生最大之不幸，非例外之事，而人生之所固有故也，若前二种之悲剧，吾人对蛇蝎之人物，与盲目之命运，未尝不悚然战栗，然以其罕见之故，犹悻吾生之可以免，而不必求息肩之地也。但在第三种则见此非常之势力，足以破坏人生之福祉者，无时而不可坠于吾前，且此等惨酷之行，不但时时可受诸己，而或可以加诸人，躬丁其酷，而无不平之可鸣，此可谓天下至惨也。”
而佟振保和苏素怀的悲剧正是由不同位置人物的情欲碰撞催生的“不得不然”，终成“天下至惨”。
《红玫瑰与白玫瑰》
《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细细描绘了振保对一个袖珍的、完全可控的、“对”的世界的建筑历程。
在巴黎妓女处得到的对于自身于世界的寒酸渺小的感悟引发的屈辱感——“他在她身上花了钱，也还做不了她的主人。和她在一起的三十分钟是最羞耻的经验”，坚定了他建这样一个“壳”来隔绝外界世界的风刀霜剑和建立虚幻自信的决心。
而自身的弱小迫使他无意识或下意识地攀附社会对“好人”的心理预期作为坚实的建筑材料——普通人的一生，再好些也是撞得头破血流，鲜血迸溅，绘成桃花扇。振保的一生则始终依着“世俗”的要求。他的扇子几近空白，仅有几个模糊的人影子。
故无论是极力讨好社会对中产阶级高级知识分子群体的心理预期成为交口称赞的好人，还是自身情欲对决——放弃红玫瑰选择白玫瑰。合乎世俗眼光的抉择一方面给予他虚幻的安全感，一方面压抑他的情欲，蚕食他的心灵。
《红玫瑰与白玫瑰》
这种压抑只得在与白玫瑰的畸形“共生关系”中作为“施虐者”，以言语暴力和冷暴力肆意践踏白玫瑰的自尊，剥夺她的社会家庭地位，让她成为没有交际的真空人得以宣泄，以及拼命成为世俗眼光中的“好人”，过度热心为他人办事，塑造仁孝形象来填补巨大的空虚感。
但凡此种种并未能消解压抑情欲带来的消极情绪，徒增牺牲感，这种愤懑愈演愈烈。终在白玫瑰与母亲的冲突，母亲出走造成“孝”的形象崩塌以及白玫瑰与裁缝爆出的隐约婚外恋情造成的控制感幻灭重重冲击下，“对”的世界危如累卵。与情欲对抗的外壳岌岌可危，巨大的空虚幻灭感击溃了本不强大的振保，情欲完全占了上风，放任自流，“对”的世界轰然倒塌。
崩塌
《一夜盛开如玫瑰》的故事背景设定则是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同工同酬”时代。苏素怀作为女性高级知识分子群体的一个缩影，“对”的世界早已为社会限定好——只得用与男性相同的智慧和冷峻换取同样的社会声誉地位。
亘古的性别的对立冲突被“同工同酬”的“同”掩藏，甚至女性性别隐失，女性的概念逐渐模糊甚至少被社会提及以致消解。这类所谓的“独立自主的”社会心理预期张开一张隐形的网，使女性经历另一场（区别于先前的“附庸”）社会心理预期绑架，无形中在心理上断了女性依傍婚姻生存的另一条出路。
对所谓“独立自主”的过度强调，使女性只得拼力维护既有的社会经济地位以维系价值感，展现庄严不可侵犯的形象。
《一夜盛开如玫瑰》
与男性过度的相似，以及冷淡疏离的态度无形中阻隔男性的暧昧心思，以致婚恋状态堪忧。而苏素怀内心深处却压抑着被支配和被伺候的欲望，藏于包中的流苏披肩正是潜藏的情欲的象征，平日被庄重的形象束缚，一旦处于陌生的环境、遇到陌生的人，脱离了身份的束缚，被压抑的情欲在与有男性侵略气质司机的相遇爆发了。
侵略气质的爱情信号，冲关的“违规”刺激，压抑的情欲和自我在瞬间爆发。却仍旧没有挑战既有的形象地位的勇气，一切感情浮动却止于谎言，如灰姑娘的魔法，在第二天清晨幻灭。
至此女性从被打压被控制的状态到了与男性面临相同情感困境——一如《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佟振保，有着体面的工作，一定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声誉地位，内心深处渴望热烈的爱情，面临着社会心理预期与自身情欲的矛盾。
苏素怀正是在这种大环境绑架下建立“对”的世界的典型，以声誉和地位营造价值感，情欲始终处于压抑状态。
空虚幻灭感在俯就司机时产生巨大的牺牲感却以互相欺骗告终时达到顶峰，作为精神支柱的价值感被声势浩大的欺骗感冲垮。本该作为幸福安稳生活坚实后盾的价值感苦心维系的声誉和地位编织的“对”的世界也随之轰然倒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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