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在秦国的改革

商鞅在秦国打击商业，“废逆旅”，废除旅店，禁止商人随便出行；“一山泽”，将山川湖泽等自然资源收归国有，禁止农民以此谋生。民众什么都不能做，能做什么呢？只有两件事，耕与战。你或者上战场，为国家献出生命；或者努力种地，把收获的一大半粮食充作军粮。如果你既不想耕也不想战，怎么办？进监狱。商鞅制定了极为残酷的法律，民众稍有违反，就割鼻断脚。《盐铁论》形容秦人的苦况说：“商鞅之任秦也，刑人若刈菅茅，用师若弹丸；从军者暴骨长城，戍漕者辇车相望，生而往，死而旋，彼独非人子耶？”商鞅治下的秦国，杀人如斩草，用兵如弹丸，秦国人或者从军，或者运粮，死亡极众。

这样，国家的汲取能力大大提高。商鞅通过变法，把整个秦国变成一家农场和一座军营，所有秦国人都成了战争机器中的零件和合格的螺丝钉。

这样一种体制当然会引起民间社会的反弹，为统一思想，控制舆论，商鞅不仅烧了书，还规定，民众“不得议”国家的政策：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者，卫鞅曰：“此皆乱化之民也。”尽迁之于边城。其后民莫敢议令。除了“不得议”，商鞅还建立了互相监视的“告奸”制度。

弗朗西斯·福山的《政治秩序的起源》说：与其他军事化社会相比，秦朝的中国异常残暴。有个估计，秦国成功动员了其总人口的8%到20%，而古罗马共和国仅1%，希腊提洛同盟仅5.2%，欧洲早期更低。人员伤亡也是空前未有的，罗马共和国在特拉西梅诺湖和坎尼会战中，总共损失约5万军人，而……中国的数字简直是西方对应国的10倍。

动员如此高比例的人口，进行高密度的残酷战争，秦国百姓付出了极为惨痛的代价。不过这一切的背后除了压力也有动力，因为秦国的军功是按人头计算的，杀敌一人晋爵一级，《商君书·境内》中说：能得甲首一者，赏爵一级，益田一顷，益宅九亩，除庶子一人，乃得入兵官之吏。只要拎着敌人的脑袋来，就可以邀功请赏，一个脑袋意味着一级爵位、一顷良田、九亩（当然，秦国的亩比今天的亩要小很多）宅基地、一个仆人，还有机会进入政府或军队中充当下级官吏。法家的特点是说话算数，绝不含糊，“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如果你杀敌杀得多，真的可以平步青云，获得荣华富贵。

前有军功爵位为赏，后有严刑峻法为罚，在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秦人只好“勇于公战”，“民闻战而相贺也”。整个社会陷入对战争的狂热之中。“民之见战也，如饿狼之见肉，是以三军之众，从令如流，死而不旋踵。”

秦国通过商鞅的改革，建立起一个由国家来全面垄断、控制和调动社会资源的新系统，很快获得了其他国家无法获得的庞大兵源和巨额的军费。

商鞅建立的这种国家结构虽然在文化上落后，政治上残酷，但在军事上却有效。秦国举国上下，步调一致，纪律严明，令行禁止，雷厉风行。只要国君一声令下，民众便猛兽般地扑向敌人。这样的“虎狼之国”，哪里还有对手？

正如野蛮的斯巴达人摧毁了高度文明的雅典城邦，后来亚历山大的帝国又否定了作为西方文化之根的希腊文明，秦国扫平了齐楚燕韩赵魏六国，建立了秦国。经济学上应该说是劣币驱逐良币。

秦国最终统一天下，证明了法家文化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有效性。后世中国治理基本都是表儒里法的治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