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大姐，65岁，有两个女儿，龙母村居民。有一天，高大姐来到我的办公室，本来只是一场邻里纠纷，结果唠了两个多小时，以龙母村为中心，空间扩到北京伦敦纽约，时间上溯到秦皇汉武，再加上“一带一路”、核心价值观，把我绕得云里雾里的。高大姐谈得兴起，手势坚定有力，激动处，起身走两步，最后结案陈词：
“毛书记，和你唠嗑太舒服了，你要是认我这个大姐的话，以后我再找你？”
“高姐见外了，村干部就是为村民服务的，随时来，欢迎。”
“其实，我有抑郁症，进过精神病院。”
我这回才听明白，敢情这老姐是拿我来解闷的。
“没事，没事，我正好是丹东一家心理医院的兼职心理医生。”
高大姐的抑郁症，与党和政府和老公和邻居都无关，由两个女儿的强烈反差引起的，大女儿令她骄傲无比，小女儿让她叹息不已。
先说大女儿吧，从小学业优良，乖巧懂事，从未让她操过心，大学毕业，顺利结婚，女婿也优秀上进，近些年，小俩口捕捉到商机，到武汉这个大火炉，去做地热生意，武汉再热，它也有冬天吧？也得取暖吧？而取暖设施，哪里做得最好？当然是我们东北了，这个创意，充满了智慧。小俩口买卖做得风生云起，还给高大姐在龙毌村买了楼，我们村有十余幢楼，但是小产权，仅限本村人买。不久，小外孙降生了，忙不过来了，急电向高大姐告急。
高大姐得令，千里走单骑，接手大内总管，但是，悲剧也开始了。高姐一生务农，早睡早起，看不惯年轻人晚上不睡，早晨不起，而且，晚上不知什么时候睡，早晨不知什么时候起，弄得高大姐无法做早饭了，做早了，凉了，做晚了，不赶趟了，同居一室，人家在睡觉，还不能弄出动静来，偶尔来个电话，吵醒人家，就是一阵埋怨。再加上气候炎热，水土不服，邻里陌生，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整天闷闷不乐，实在顶不住了，叫老伴来，换防，回龙母村喘口气儿！
我身边很多人，随孩子到大城市或国外生活，都不快乐。
高大姐这口气还没喘过来，二女儿又结婚了，嫁在邻县。这二女儿，从小就不省心，奸懒谗滑，读书也不行，找个女婿是个独生子，上面有公公婆婆、爷爷奶奶，中国人最恐怖的那种家庭模式。二女婿打工，三天打渔，二天晒网，经济全靠公婆接济。结婿不久，二女儿就经常回娘家诉苦，高大姐训斥道：“你还有脸说，你们两口子还靠人家养活呢！”大女儿孝敬过来的钱物，高大姐就象蒋介石一样，运输大队长，转到二女儿手里。
再加上思念小外孙，于是，高大姐就得抑郁症了。
对于高大姐的痛苦，我感同身受，十年前，我得过焦虑症，现在我还焦虑我的焦虑症是不是痊愈了，那是一种用语言和文字难以描述的感觉，伤感，绝望的伤感，仿佛全世界都抛弃了你，活着真没意思！
中国十几亿人，有精神病的人不可计数，持证上岗的仅是少数，原因当然是多方面，但我想，主要原因是：中国由一个几千年的农业社会，骤然闯到工业社会，什么都不适应，好比一个一尺长的婴儿，第二天就长成一米八的壮汉，
不是我不明白，而是这世界变得太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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