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为五斗米折腰”，这句话我们都很熟悉，它也成为了我们心中对陶渊明最深的一点印象。然而，凡事背后都有原因和当时的历史背景，如果我们不理解陶渊明所处时代的社会制度和伦理背景，就很可能会对这句话产生误解。
下面我们就来一起探究一下这句话背后的故事，一起探究陶渊明为何能够不为五斗米折腰。
当时的中国官场制度
陶渊明当时担任彭泽令的时候，手下的人员提醒他督邮要来视察工作，建议他应该“应束带见之”，也就相当于今天我们说的穿戴整齐的去见督邮，没想到陶渊明却说了一声：“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然后就辞职不干了。
我们把这句话还原到历史的语境里，可能会感觉陶渊明的怨气来的莫名其妙。为什么让他穿戴整齐就侮辱他了呢?
要理解这个疑问，就要先理解督邮是个什么官职。在当时的郡县制制度下，一个郡下辖若干县。皇帝会派特派员监察郡一级官员的工作，这些人被称作刺史，后来刺史就逐渐演变为常驻的地方官了；郡一级的官员也会下派特派员到县里检查工作，这些特派员就是督邮。
由此可知，督邮属于监察系统的官员。在中国传统的政治智慧里，对这个岗位的人员有什么特殊要求呢？凡是一线的监察员，品级不能高，年纪不能大，资历不能深。品级不高，患得患失的想法就少，而且一旦立功的奖赏很大，犯了错误代价也小，所以人就有进取争功的意愿。年龄不大，资历不深，才有工作的锐气，受各种关系网的影响较小。而且对于上级官员来说，如果特派员犯了错误，是可以轻松地把他们牺牲掉的。这种人事安排，在古代政治体系里是很经典的，我们会在很多地方见到它的各种变体。
督邮就是这样一种官职：虽然可以监察县令，但是级别比县令低，年纪一般也比县令小。陶渊明所说的“乡里小儿”就是从年龄上说的。
如果从正统的伦理角度来看，应该是级别低的拜见级别高的，年轻人拜见长辈，这才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秩序，所以陶渊明才会有这样的举动和言辞。
后世的好多人也学习陶渊明的“不为五斗米折腰”，但是却不清楚这背后的伦理逻辑和社会背景，就难免会闹出一些笑话，或者是对谁都不折腰。
归隐后陶渊明依靠什么生活？
在归隐的初期，陶渊明在家饮酒赋诗，琴书自娱，生活清闲。这时的他，过的是舒适的文人闲居生活。很多人一直以为，陶渊明辞官归隐以后，就成了贫下中农，生活质量每况愈下，有时揭不开锅还要去讨饭。梁启超甚至说他“不过庐山底下一位赤贫的农民”，“真是穷到彻骨，常常没有饭吃”。
其实，陶渊明的祖辈已仕宦三世，是浔阳的名门望族，陶渊明出生后，虽家境中落，但也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陶家仍不失为有家产田业的官宦门庭。归隐后，陶渊明的居地可考究的就有上京闲居、园田居和南村等处，田庄别业则有西畴、南亩等处，远不止“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
50岁以后，由于连年遭受自然灾害，再加战祸绵延，境遇确已非昔比。然而，他仍能“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常著文章以自娱”，劳逸结合，也不是一位赤贫的农民。
陶渊明晚年的《乞食》诗被很多人看成他沦为乞丐的重要证据。但清人陶必铨指出这是借韩信乞食的故事以起兴，故题曰《乞食》，不一定真有此事。而且《乞食》是他晚年遭灾时所作，并非反映其平时生活状况。他写此诗的意旨，主要是让子孙后代了解他在贫困的情况下如何励志苦节。
陶渊明的晚年，与有“五斗米”俸禄的时期相比，生活状况是有变化，但他除农业收入之外，另有教授学生的酬资，还有显贵的馈赠。至于故人的宴请，新知的相邀，也一直不少，给他的资助也是司空见惯的了。所以，鲁迅先生就断言：“纵使陶公不事生产，但有人送酒，亦尚未孤寂人也。”
陶渊明确实叙说过自己的清贫景况，并写有相当多的叹“贫”苦“寒”之句。其实他的“穷”，只是比起祖辈来要“穷”，晚年比起前半生要“穷”，比起那些巨富来是“穷”。但是，他绝非一贫如洗，与真正的贫农相比，则要小康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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