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学习第136天《告子上 凡二十章》11.15~11.17

《孟子》学习第136天《告子上 凡二十章》11.15~11.17

原文阅读

11.15

      公都子问曰：“钧是人也，或为大人，或为小人，何也？”

孟子曰：“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

曰：“钧是人也，或从其大体，或从其小体，何也？”

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弗能夺也。此为大人而已矣。”

11.16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弃其天爵，则惑之甚者也，终亦必亡而已矣。”

11.17

孟子曰：“欲贵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贵于己者，弗思耳。人之所贵者，非良贵也。赵孟之所贵，赵孟能贱之。《诗》云：‘既醉以酒，既饱以德。’言饱乎仁义也，所以不愿人之膏粱之味也；令闻广誉施于身，所以不愿人之文绣也。”

字词注释

[1]钧：同“均”。

[2] 官：器官。

[3] 赵孟：春秋时晋国的大臣赵盾，字孟。这里用来指当权者。

[4] “《诗》云”以下二句：出自《诗·大雅·既醉》。

[5] 愿：羡慕。

[6]文绣：绣有花纹的衣服，一般为有爵位的人所穿。

译文参考

公都子问道：“同样是人，有的成为君子，有的却成为小人，是为什么呢？”

孟子说：“满足身体重要部分的就成了君子，满足身体次要部分的就成了小人。”

公都子说：“同样是人，有的满足身体重要部分，有的满足身体次要部分，是为什么呢？”

孟子说：“耳朵眼睛这样的器官是不会思考的，所以容易被外物蒙蔽，一和外物接触，就容易被引向歧途。而心这样的器官是会思考的，思考了就有所得，不思考就没有所得。这是上天赐给我们的，先确立了重要的部分，那次要的部分就没办法与之抗衡了。这样就成了君子了。”

孟子说：“有天赐的爵位，有人赐的爵位。仁、义、忠、信，乐于行善不知疲倦，这是天赐的爵位；公、卿、大夫，这是人赐的爵位。古时候的人培养他们天赐的爵位，那么人赐的爵位也就跟着得到了。而现在的人培养他们天赐的爵位，是为了来追求人赐的爵位；一旦得到人赐的爵位，就舍弃了天赐的爵位，那就实在太糊涂了，最终也一定会失去人赐的爵位。”

孟子说：“希望显贵，这是人人都有的心理。人人身上都有值得尊贵的东西，只是没有好好思考罢了。别人所尊贵的，不一定是真正值得尊贵的。赵孟所尊贵的，赵孟也能使它变得低贱。《诗》说：‘酒已经喝醉了，德也已经具备了。’是说有了仁义就已经很满足了，所以不羡慕别人的美食；有了美誉加之于己，所以不羡慕别人的华服。”

核心内容解读

        《孟子》中这三段论述紧密相关，三段文字层层递进，共同构筑了孟子心性哲学中关于人格尊严、价值抉择与人生追求的宏伟大厦。

  一

    孟子对“人何以为人”这一终极命题进行了深刻探讨。在公都子的疑问与孟子展开的论述中，为我们揭示了在纷繁世界中，如何确立人的主体性，追寻那超越世俗的、内在的崇高价值。

      公都子提出了一个核心问题： “钧是人也，或为大人，或为小人，何也？”意为同样都是人，为何会有“大人”，品德高尚的君子，与“小人”，品德卑下之人，的分别？这个问题的背后，是对人性本质与道德实践之间张力的深刻洞察。孟子的初步解答给出了一个纲领性的区分：“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 “大体”：指人的“心”，即具有思维、判断、道德自觉能力的主体。 “小体”：指人的“耳目口鼻”等感官，它们负责生理欲望的满足。这个区分并非简单地否定感官需求，而是指出了人生的两种主导性方向：是让心灵主宰生命，还是让欲望牵引人生。

      公都子的追问切中要害：同样是人，为何会有不同的追随对象“大体”或“小体”呢？孟子的回答区分了“耳目之官”和“心之官”，并确立了“立起大体”，这一论述奠定了孟子心性论的核心基石。

      孟子认为，“耳目之官”不思而极易被外物所蒙蔽。当这些不具备思考能力的感官（一物）与外部的声色货利（另一物）相交接时，其结果只能是被牵引、被奴役。人若追随感官，便容易丧失了主动性，沦为欲望的奴隶。而“心之官”在于“思”。这个“思”不仅是逻辑思考，更是道德理性的反省、判断与抉择。它能够思考仁义，辨别是非。通过“思”，人便能“得之”——获得人与生俱来的“善端”（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体认到内在的良知良能。若不主动去“思”，这些宝贵的品质便会隐而不显。

      孟子强调，这种“思”的能力是“天之所与我者”，是上天赋予人的根本属性，是人之为人的尊严所在。因此，人生的首要任务（“先”）就是确立“心”这个“大体”的主导地位。一旦内心树立起坚定的道德主体，那么感官的“小体”便无法抢夺其主导权，欲望便能在理性的轨道内得到合理的安顿。

      在这段内容中，孟子从人性机能的分析入手，确立了“心”作为道德主体的至高地位。“大人”与“小人”之分，根本在于是否“立其大体”，即是否唤醒并确立了内心那个能思、能择的道德自我。

二

      在确立了内在的“大体”之后，孟子进一步将这种区分投射到社会价值领域，提出了著名的“天爵”与“人爵”之说。

        孟子说，“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天爵是内在的、永恒的爵位，指人通过自身修养而获得的道德品格，即“仁义忠信”以及对行善乐此不疲的精神状态。这是“修其天爵”的结果，其价值不依赖于任何外部权威的授予。人爵是外在的、社会的爵位，指社会政治体系中的官职、地位和荣誉，如“公卿大夫”。这是由他人或体制所赋予的，具有可变性和外在性。

      孟子通过对比“古之人”与“今之人”的行为模式，批判了当时的价值颠倒。 古之人的正道是“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 古人专注于内在道德的修养，高尚的品德自然能赢得社会的尊重和地位，人爵是修德水到渠成的结果。今之人的迷途是“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弃其天爵。” 今人修养道德的目的不纯，是为了取得人爵作为手段和工具。一旦目的达成，便抛弃了道德根本。孟子痛斥这种行为是“惑之甚者也”，是极大的糊涂，并预言其结局“终亦必亡而已矣”——不仅内在的道德会丧失，最终连已获得的外在地位也难以保全。

      这段内容是“大体小体”论在社会实践中的具体化。“天爵”对应“大体”的成就，“人爵”则常与“小体”所追逐的名利相关。孟子警示我们，人生的根本价值在于“天爵”，绝不能本末倒置，将道德工具化。

三

        既然“天爵”如此重要，那么它的价值依据究竟是什么？孟子在接下来的一章中，将论述推向顶峰，阐明了人之“良贵”所在。“欲贵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贵于己者，弗思耳。”

        人人都渴望尊贵，这是共同心理。但孟子指出，人们往往忽略了最关键的一点：每个人自身都有值得尊贵的东西，只是不去思考它罢了。

  ·“人之所贵者，非良贵也。” 他人所给予的尊贵，如权势、财富带来的敬畏，，并非真正优良的、可靠的尊贵。 “赵孟之所贵，赵孟能贱之”。赵孟是春秋时晋国的权臣，这里代指一切有权势的封赏者。这句话是点睛之笔，别人能抬举你，同样也能贬低你。这种依赖于他人的价值，是脆弱而不稳定的。

        真正的尊贵，是“人人有贵于己者”，即内在于自身的、无法被剥夺的价值。它体现在两个方面，并引用《诗经》为证：一方面，是道德的充实“饱乎仁义”：《诗》云“既醉以酒，既饱以德”，意为如同美酒让人沉醉，仁义之德能让人的精神感到无比饱足。一个内心充满仁义的人，自然不会羡慕别人精美的食物。另一方面，是声誉的彰显“令闻广誉”：由内在德行而自然获得的美好名声与广泛赞誉，覆盖于身，这样的人自然不会羡慕别人华美的绣花衣裳。

        孟子最终点明，人的最高价值“良贵”不假外求，就根植于自身对“仁义”的践行与成就之中。这种由内而外散发的道德光辉与尊严，才是真正值得追求和持守的“贵”。

      整体来看，这三段论述构成了一个严密的逻辑整体。第一段论述了本体论基础。从人性机能上区分“大体”（心）与“小体”（感官），论证了人通过“思”确立道德主体（立其大体）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回答了“何以可能”成为大人。第二段讨论了价值论分野。将内在修养与外在追求对应为“天爵”与“人爵”，批判了价值工具化的时弊，明确了人生的根本价值在于内在德性，回答了“何为根本”。第三段是确立了目的论归宿。修“天爵”、立“大体”的终极回报，是获得一种内在的、稳固的、真正的尊严——“良贵”。它使人超越对外在物质与虚荣的渴求，达到一种自足、自得的精神境界，回答了“终极为何”。

        可以看出，孟子哲学高扬人的道德主体性。他告诉我们，人生的道路，是一场“心”对“欲”的统帅，是“天爵”对“人爵”的优先，是“良贵”对“外贵”的超越。成为一个“大人”，并非遥不可及，其秘诀就在于“先立乎其大者”，不断向内探寻，培养那“乐善不倦”的仁义之心。一旦我们体认到自身固有的价值光辉，便能在任何境遇中，都保有不可剥夺的人格尊严与精神自由。这正是孟子留给后世最宝贵的精神遗产。

背景知识介绍

性善论的基本原则（四）（节选）

二、先立其大

          存心养性做好了，良心本心稳固了，就有了道德的基础，顺其发展就可以成就道德了。但是除此之外，人还有食色利欲。孟子分别将良心本心和食色利欲称为“大体”和“小体”。以良心本心为“大体”，因其作用大，以食色利欲为“小体”，因其作用小。这种区分很有见地，能够极大地高扬人性，获得人性的自觉。

        既然有“大体”又有“小体”，那么就有一个应该怎样处理这两者关系的问题。孟子主张以“大体”制约、决定“小体”。“小体”不能决定人的价值，“大体”才能决定人的价值，以“大体”决定“小体”，才能使人内在的价值得以显现。

以“大体”决定“小体”，是孟子的一贯思想。所谓的“先立乎其大”，就是良心本心决定食色利欲。良心本心是成德的根据，食色利欲超过限度，可能发展为恶。良心本心决定食色利欲，就是不为食色利欲所累。这样良心本心就可以充盈整个生命，使生命布满光辉，而不沉溺于食色利欲，沦为小人。

        “大体”和“小体”的关系，实际上也是两种不同幸福的关系。与“大体”相比，“小体”虽然次要一些，但并不能化除。一个人生活在社会上，必然有对“小体”的要求，一旦这种要求实现了，就会感到满足，这种满足就是幸福，可以称为“小体”的幸福，或者利欲幸福。除此之外，一个人要想成为高尚的人，有道德的人，自然还有对“大体”的要求，一旦这种要求实现了，也会感到满足，这种满足也是幸福，可以称为“大体”的幸福，或者道德幸福。在求得道德幸福的时候，可能要牺牲一些利欲幸福，甚至可能要吃很多的苦，受很多的罪，但也正因为这样，道德幸福才更有意义，更有价值。虽然孟子两种幸福都承认，但他更重视道德幸福，始终以道德幸福为最终目的，而不斤斤计较于利欲幸福。正因为有这样崇高的价值选择，孟子才能成为一代大儒，为后人所景仰。

        孟子先立其大的思想在儒学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陆象山讲过：“近有议吾者云：‘除了先立乎其大者一句，全无伎俩。’吾闻之曰：‘诚然。’”别人原本是批评象山，象山却坦然诚认，他的学说除先立乎其大者一句，别无其他，可见先立其大是多么重要了。儒学教人，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求其“大体”，先立其大。实践证明，这是保证人心向上，自强不息的关键所在。中华民族历经磨难，屡受挫折，但始终积极向上，求善不止，论其贡献，孟子的先立乎其大，不能不占据重要的一席之地。

（未完待续）

参考资料

《孟子性善论研究（再修订版）》，杨泽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12月

《孟子通释》，李景林，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11月

《孟子新注新譯》，杨逢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4月

《孟子译注（简体字本）》，杨伯峻译注，2008年12月

《孟子（中华经典藏书）》，万丽华 蓝旭 译注，中华书局，2016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