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和马克思》给了人们一个由头，去极尽矫情的本事。我是个不喜欢看故事梗概的人，因为几乎所有的梗概都会盖住作品的光芒。就像你看这部费了十二年拍好的纸黏土动画电影，说起来也不过是一段由时间充当飞鸽的书信交往，只是分别安抚了一个郁郁寡欢的老头儿和一位天生厄运缠身的姑娘。
玛丽的孤独尚算情有可原。死于工伤的父亲和终日酗酒的母亲，不大可能抚养出多快乐的孩子。她从小给自己做玩具，和公鸡做朋友，跟对门儿残疾的邻居百无聊赖地对望，她让你明白，一个孩子有多少种办法削弱孤独。但那终归是不可战胜的。她在澳大利亚的荒芜土地上被自我封闭啃噬，碾压，高高抛起又重重摔下，在如此反复而无极的折磨中成长为人。
如果说马克思委实和玛丽有共同点，恐怕孤独之外再无他。可是上帝巧生一对辣手，赐你苦涩春秋数十载。马克思生活在纽约，在影片里，纽约是偌大的、黑铁色的森林，他的生活半径，大概只有半截树桩。他的最大快乐，来自玩偶和巧克力，到后来，这快乐的构造成分里，又添了玛丽的来信。
自古以来，孤独无罪，但是在人人都在攒劲儿杀掉孤独并自我推销的今天，孤独好像成了原罪。原罪是什么？我认为那是基督教徒用以说服非教徒的最无力的素材。
在《玛丽和马克思》当中，马克思在一封信里头这样写道：“当我年轻的时候，我想成为除我之外的任何人。但我必须接受我自己，我的缺点，我的一切。我们没有办法选择自己的缺点，它是我们的一部分我们只能接受它。”————我想，这是自我展示时代铁幕下，人对于弱点最为清晰的一番认知：马克思是位精神病患者，他知道自己异于常人，他因为玛丽指出他的病症而恼羞成怒，也因为本性善良而原谅了玛丽的无心之过。
玛丽则通篇受限于仿佛既定的命运里，没有动用一丁点儿主观能动性的力量。她任由母亲消沉，眼睁睁看着丈夫远走他国，即便是后来和马克思恢复通信，也是后者先迈一步。她和马克思在人生的差异和时光的交叠中惺惺相惜，在因为同样失败而滋生的共鸣里彼此慰藉——这是一场属于失落者的小型狂欢。
长久以来，在医学状态上正常的人们对于精神病患者有一种介乎于歧视与同情之间的情感。事实上，这是以立场暧昧为终身导向的中国人最为常见的情感本能。他们习惯舒舒服服地呆在队伍的中间，希冀又害怕被发掘，认为与众不同等同于大逆不道。
李安在《喜宴》里对于中国人“闹婚”习俗的评价如是：“你现在看到的，是中国人几千年性压抑的结果。”与之类似的是如今层出不穷的选秀节目上，各路选手迫不及待地和大流划清界限，宁可骄傲地悬在孤独的崖壁，也不愿苟且地藏身于庸俗的田野。中国人好不容易迎来了一个一锤难定生死的时代，自然地，想用浮夸代替懦弱，用表演欲掩盖恐惧感，用假装外向伪装深度内向。
疼痛不是来自感同身受就是来自望尘莫及，《玛丽和马克思》想必是顺了前者。毕竟，人在论及痛苦的时候，很难抛弃双重标准：自身的痛苦都是终身残疾，别人的痛苦都是皮外之伤。
当玛丽最终见到马克思的时候，他已然是一具仰面朝天的尸体了。“来不及”一词，怕是足以概括人间所有不美满的故事。更何况，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白居易有诗云道：“君埋泉下泥锁骨，我寄人间雪白头。”——我幡然觉察，玛丽和马克思看似跨度冗长的故事，全都浓缩在这十四个字里。跨越时间和种族的共鸣，竟源自不谋而合的死别，这姑且可算作一场凄美又酸楚的巧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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