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难忘的还有睡大通铺,男生们不管大小都睡在一排通铺。有几个人老爱打呼噜,而且鼾声如雷,夸张点说打得楼板子都颤抖了。
另外有几个睡眠不好,鼾声吵得睡不着。其中一人忍无可忍发声,这鼾声还让人睡吗?
越睡不着就越听鼾声大,实在受不了他就捶打楼板子,想将打呼噜的人吵醒。
结果打呼噜的人毫无动静,另一睡不着的同事也忍不住嘟囔了几句,人家打呼噜是下意识的,你这样炒不是让人更睡不着了。
谁知这伙计,本来睡不着就有火,一骨碌爬起来,冲着指责他的人大吼,而且越吵越凶,随后两人居然动起手来,你推我搡地还将对方的裤子给撕烂了。
如此惊天动地的动静才把打呼噜的几位大员吵醒,睡眼惺忪地半天才明白,原来是因为他们而引起的“战争”,赶紧知趣地“搬家”。
可半夜三更地往哪儿搬啊?只好临时在一间没有整理的空房暂且栖身。
这样一折腾,把所有人都炒醒了,大家都没有了睡意,觉得既好笑又无奈,究竟谁的错?
第二天领导召集大家开会,打架双方也讲和,打呼噜的人则一个劲地道歉,一场闹剧妥善收场。
写到此我一人笑得泪水直流,这样经典的故事不是人人都经历的吧。

1973年夏天我们小分队去林场演出,这个林场是常宁海拔最高的山区。林区面积很大,职工们居住分散,场领导决定演出安排在白天进行。
这里没有条件搭舞台,只能因陋就简因地制宜,在场部附近刚好有一块斜坡坡,立了四根柱子用铁丝拉紧,挂起了幕布。
乐队就在舞台旁边,天幕就没有了,蓝天当幕大地做舞台,我们就在这上面开戏了。
台上两男演员一边说着台词,其中一人拿起道具茶壶为另一位角色倒水喝。
这原本是一个虚拟表演动作,没多久,只见一位村妇从舞台侧边走上舞台,手里提着茶壶拿着两个饭碗。
嘴里说着:“茶水都没倒给你们喝”,一边将碗摆好一边倒水。
台上演员愣住了,一时间还没反应过来。直到村妇走下台,他俩回过神以后只想笑。
突如其来的事件猝不及防,最后他俩实在没忍住,终于笑台,笑得不可收拾只好中止演出。
结婚后我的身体一直不佳,下乡演出被照顾夫妻安排在同一个队。
那时候下乡条件也有所改善,不少乡村也通了公路,尽管是简易土路,交通工具多是手扶拖拉机,但比起完全肩挑手扛还是省力多了。

1977年的春天,下乡演出季又开始了,这次去的地方离县城较远。住宿基本上都安排在公社,坐拖拉机到演出地,这样的好处就是不要每天转点。
虽然我们已经有军事化的收拾行李速度和方法,但是每天换住处还是太麻烦。
一天晚上演出前我感觉有点不适,吃了点药自己估计应该问题不大。
演出开始后前面一段还能勉强坚持,后来声音越来越小,讲台词上气不接下气。同事们有的已经看出来了,但我还是想坚持演完。
台上的我大汗淋漓,身体颤抖,拉幕布的同事悄悄地守候在边幕,随时准备闭幕。
直到唱完最后一句唱腔,我身子一歪倒在同台演员的身上,幕布赶紧关闭。
台下靠前的观众已经看出端倪,有些围到后台。大家七手八脚地把我抬到化妆间,掐人中,喝水,公社那边一边安排人去卫生院请医生。

舞台这边锣鼓喧天,乐队用锣鼓声掩盖后台的慌乱,节目还得继续演,后面的演员赶紧临时换节目。
我一个晚上就有三个节目,这还是第一个。如果在城里演出大型剧目都会有B角,这农村小舞台,演员乐队人员就那么多,一个萝卜一个坑,根本没有多余的人顶替。

那晚演出时间只好缩短了一些,观众久久不肯离去,最后领导只得跟观众作解释。
当晚我没有回到大部队那里休息,由公社出面,找到一位工作队的女同志,动员她腾出一间房(居然是我同学的妹妹),让我们夫妻住进去。
第二天全队休息调整节目,我肯定短时间内难以恢复重新上台,我的角色得赶紧找人顶替。
我身体一直没能恢复,领导只得考虑让我回去休息治病。
可是还得有人送我、还得有便车去县城,那时候这个公社还不通班车。白天同事们赶排节目,晚上去其它队演出,我一个人留在公社的那个房间。
一个星期后终于批准丈夫送我回家。
从那以后我再没有参加“送戏下乡”,被动地告别了下乡演出,更没想到我的下乡演出岁月以这样的形式彻底结束。
城市的舞台难见我的踪影,乡村土台却挥洒了不少的汗水。
在剧团的几年,是我人生中最灰暗的几年。为什么呢?你懂的!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