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关湿冷，老天可能是憋坏了，雨水会连绵不绝地下一个礼拜，倒是应证了江南多雨，连冬天过年都不消停。
下雨虽然是件稀松平常的事，在诗歌中却是充满了美感。然而诗歌中的雨和生活中的雨毕竟不同，因此也无需把生活诗化。我们自会羡慕文字里的雨打芭蕉，但外出回家，也会顺手抖落伞上的雨水。
在冷雨中开车去乡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空调更多的是给挡风玻璃享用了，自己踩油门的脚却是冻得发硬。七拐八弯，终于来到澉浦大闸边的外婆家。生活在海盐那么多年，“人非”并不稀奇，但如果有一个真正能称得上“物是”的地方，我想就是我的外婆家了。
这是一个坐落在山和海之间的小村落。听上去非常浪漫，是因为文字和实际的信息并不对等，小时候放寒暑假，母亲经常会带我来这边玩，然而每次出发都非常不情愿，因为小时候晕车严重，坐一次车就感觉能呕出灵魂。
那时候母亲带着我，坐上大巴，沿着据说是日本人修建的林荫道。一路向澉浦，我始终觉得人小的时候，对于时间的流逝和空间的距离，会比成年后经历的要更加漫长。为了止吐，母亲有很多办法。她会从路边的碉堡讲到解放军的英勇事迹，从沿路的小山，讲到伍子胥斩长蛇和玄武。有时还会发挥自己的特长，教我唱几句越剧，从何文秀桑园访妻，唱到桌上的白饭一碗酒一杯。然而故事再多，终究会迎来结局。戏再好听，亦不免曲终人吐。
即便是小时候我对去乡下这件事请有百般厌烦，但是成年后，我依旧会感谢母亲把我作为孩童的顽劣留存在这山海之间。在城镇上做惯了乖宝宝的我，一到乡下就复得返自然。经历了短暂的休息，缓和了呕吐的后遗症后，我就开始村头村尾的找小伙伴乱窜——
我曾经载着人把三轮车骑翻进田里。也在海滩泥地（海盐的海边只有泥滩）里滚成泥鳅。钓过龙虾，煮过田鸡。在冬日的暖阳下飞扬跋扈地扔甩炮，也在夏夜的凉风中瑟瑟发抖地听老人讲乡村鬼故事。且后者成为了我童年时候的一大阴影，小时候对于鬼怪死亡特别恐惧，每每讲到坟墓、牌位之类的字眼，我都会捂住耳朵，而且正好外婆家的园子正对面就是大山，院子里能望见山上大大小小的墓碑，这更是让我晚上不敢出门。而晚上农村的路也很黑，我总害怕边上会窜出什么东西，入夜后就不敢走夜路了。
但是长大后我却变成了当年无法接受的自己，不仅在温州出租车司机的魔鬼训练下不晕车了，而且也热衷听都市怪谈，乡村诡事之类的东西。也完全不怕黑，只是有点夜盲。外婆家的园子和住宅，二十多年来几乎没有变化，依旧是一幢低矮的平房和一栋后建起来给我舅舅结婚用的楼房。两栋房子虽有不小的年代差距，但是历史久到一定程度，老旧的概念对于我们一般人来说似乎并没有差别（这或许也是鲁迅先生会那样介绍两棵枣树的原因之一）。平房的瓦片和屋檐依旧跟以前一样，几十年不变，小时候每次遇下雨天无法玩耍，就会搬着小板凳坐在屋檐下，隔着沿瓦片漏下来的雨帘望着园子，期待放晴。园子大门倒是前几年翻新过，高大的门柱连接的是低矮的旧门残迹，反倒是显得格格不入，至于旧门原先是什么样子，我也已记不大清了。但总体来说，相对于外界的老僧成新塔，这个园子依旧保留着原本的风貌，载满了我小时候的记忆。
高中临近毕业的时候也回过这个园子，当时看到的却是另一番光景，或许是学业的压力，又或许是年少矫情，丧失了部分的“人情”，回家之后也写了一篇文章，笔锋犀利，指责这个亲戚、那个玩伴，大体就是城市的喧嚣污染了农村的淳朴云云，似乎自己就是一个正义的斗士，打着旗号，占着高点，睥睨众生。却忘了有人因为《活着》而活着，也有人因为《幻灭》而幻灭。
但当时写作，可以如纺织一般流畅，纺线不断，文脉不绝。而现在更像是搞缝纫，平时存下一片片碎布，然后自己拼接缝合，有时候不免雕琢痕迹明显，失之天成。
然而现在倒觉得拼接并非不合时宜，就像辣椒酱之于牛奶土司，《平凡之路》之于林荫大道。
以前写作就当发泄，现在写作我会虚构一个客体把写作当做讲故事，或许这就是读者意识了。近期觉得讲故事的人必须保持淡然冷静，以留给读者共情空间，不能太过emo，而给读者强行灌注情感。
当然故事讲的越久，发现最适合听故事的还是自己。那么讲故事的人心知需要怎样的结局，听故事的人又肚明故事的主旨。这样的独角戏是否又失去意义？
在外婆家的某一个夏天，我跟弟弟妹妹们要去村口看驻扎的解放军训练，从外婆家走到村口要经过一道漆黑的小路，望去唯一的亮光是一家路边的孤零零的小卖部，那时害怕走夜路的我就向着这唯一的亮光行走。
或许，今后写作对于我来说就是着半途的亮光，让我以后不至于失掉心安的落脚点。
至于故事究竟说给谁听，倒也无需深究，因为作为讲故事的人，只需把故事讲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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