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栩
(作品：《哦，约瑟夫，我很累》，[美]理查德·耶茨 著，孙仲旭 译，收录于《恋爱中的骗子》，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6月)
比利在讲述关于他的家庭、他的童年时，所表露的情感沉重而严肃。那是一种诚实的情感，毫无做作、扭捏的成分。这种情感，幼时的比利感受过，他有那种直面沉重的经历。它出自斯隆·卡伯特曾经所讲的一个故事，其中的人物不停地赶路，却有着启示性的直觉，“她觉得他们永远、永远都到不了那儿，她能说的只是：‘哦，约瑟夫，我很累。’”
斯隆在讲这个故事时，比利看见她的眼里闪着光，“似乎泪水正在涌上来”。比利有着可靠的记忆，它撑起了比利对家庭和童年的回忆。回忆里的斯隆，立志写出一鸣惊人的剧本，却在庸常的日子里无谓地消耗着才气。而斯隆，不过是比利一家住在格林尼治村时的一个邻居。她和比利母亲的友谊牢不可破，在比利的回忆里，这份友谊又是对格林尼治村住户群体的某种观照。
比利没想过对母亲的雕塑技艺过度溢美和拔高，即使在回忆里，他也诚实地评价母亲，“她并不是位很出色的雕塑家。她才从事了三年……她的作品仍然有生硬和业余之处”。诚实让比利的回忆琐碎而细致，细致到比利对童年往事的情感感受多于那些具体的经历。
七岁的比利对自己一家在哈德逊河畔的哈斯廷斯住过的那段时光几乎什么都不记得了。十一岁的伊迪丝却记得，并且把去哈斯廷斯上学作为心中的向往。这份向往对应出的失望，直指格林尼治村公立学校校风的不堪。可比利的母亲无力让比利和伊迪丝去上私立学校，比利的父亲更无法负担这笔远远超出离婚协议规定的支出。后者有份工作就算走运了，比利的回忆一五一十地道出了自己一家当年的窘况。
比利和伊迪丝退学了，母亲的决定充满了对孩子们负责的理性。他们开始在自己的睡房里上学，接受卡尔弗特学校的函授服务。这样的服务主要面向那些有残疾孩子的家庭。不管怎么说，比利的回忆里并未流露出自己和姐姐伊迪丝也接受过这样的服务所饱含的心酸，可诚实的回忆将心酸彰显得无形。
在童年的比利和伊迪丝看来，斯隆的儿子约翰能去哈斯廷斯上学是值得羡慕的一件事。这件事在比利的回忆里，却多了几分阅历丰富的苍凉色彩。斯隆想方设法应付下来了约翰上学的花费，对这个也是离了婚的母亲而言，困难可想而知。所以，在华尔街当私人秘书的斯隆，一俟老板去外地出差，便抓紧时间使用办公室的打字机，“来追求她此生的雄心壮志，也就是为电台写剧本”。不必为斯隆在老板身上“揩油”寻求什么冠冕堂皇的理由，毁灭性的经济是耶茨笔下这些人物在生活中共同的窘况。
这样的窘况如同恶疾，在格林尼治村的住户群体中蔓延。比利的母亲离了婚之后开始从事雕塑艺术，斯隆工作之余写剧本，荷兰裔犹太移民巴特想加入交响乐团，与其说他们理想远大，不如说他们都想得到支持和认可，进而跻身贵族。住户群体里的前一流记者霍华德·惠特曼作为参照物的一种设置，以长期失业的现状给格林尼治村这些志向高远的住户一个讽刺性的对照。崇尚贵族只是个人单方面的心理动机，没理由认为贵族有一天会对格林尼治村的住户们敞开大门。
当比利的母亲对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有信心时，比利通过诚实的讲述，对母亲当年迫切地渴望成功的信心给予了客观地认识。比利的母亲想给罗斯福塑头像，在母亲的渴望里，给总统塑头像会带来全国性的宣传。比利的母亲看重的就是那样的宣传，在具体的生活窘况面前，那样的宣传已不是对梦想的肯定，而是改变经济状况的路径。
比利的母亲有能力走上这条路径。相似的路径对斯隆和巴特来讲，他们都有能力走在它的上面。但收效甚微，甚至于根本没有收获。比利的母亲给罗斯福量尺寸，塑好头像送到白宫，亲自呈交给总统，这一幕实现梦想的场景里，“闪光灯一次都没闪，没有一个人向她提问”。现场没有记者，更没有摄影记者。母亲的失望见证了她的失败。她不是败给了梦想和才华，她败给了生活。
耶茨没有在生活如何击败了比利的母亲上面花费笔墨，他调转笔锋，通过比利的回忆，用斯隆的失败映射出比利的母亲相似的遭遇。平安夜的即兴表演，斯隆给包括比利在内的格林尼治村的孩子们讲故事。她的第一个故事没有成功，她讲得生硬、刻板，端着让自己和观众产生了距离的架子。她的第二个故事则获得了掌声，精彩的程度提示出，讲故事的人一旦寻求技艺的进步，是能够赢来观众的拥护。可当斯隆以格林尼治村的住户们为原型，写下了一个人间烟火气十足的“大东西”，并把它寄给一位电台制作人时，却遭到了对方冰冷的拒绝。
生活给出的理由不会呵护个人的才能，只会考察个人能否有效地操弄商业。在这个理由面前，个人的技艺从生硬、业余到圆熟、专业的过程不会被生活纳入法眼，除了商业价值，一切都是侈谈。而商业价值，显然不是格林尼治村那些“他们没有一个钱够花，有的还很穷”的住户们能轻易拥有的。当比利的母亲塑的头像和罗斯福本人挺像，用的材料却是廉价的铅而非造价高昂的铜；当斯隆在剧本里塑造了一系列她熟悉的底层人物群像，剧里却不见一个能吸引大众注意力的商业精英；当巴特演奏的小提琴像是一位从收音机里听到的专业琴手，他本人却长期找不到工作；他们在生活中的窘况注定了会撕裂他们高远到改变一切的理想。
这些在比利的讲述下一眼可见。一眼可见的艰难时世，一眼可见的糟糕环境，一眼可见的贫困，一眼可见的挣扎，还有更多的一眼可见，它们统统积聚成一眼可见的窘况，在比利对往事诚实的回忆里平静地列举着既往的伤感和痛楚。
“哦，约瑟夫，我很累”。一个悲叹，包含了永远无法抵达终点的无奈与失落。当终点遥不可及，并且冠以“永远”定下了排他式的调性时，伊迪丝对终点的期待令人伤感到不胜唏噓。
伊迪丝每晚都能听到来自市里的声音。不是晚间的警报声，小汽车砰砰响的关门声，街上的笑声、叫声。市里的声音是一种嗡嗡声，是由纽约成百万的人发出的声音汇合而成的。包括聊天、开收音机、关门、吃饭的声音等等。它们汇到一起，变成非常微弱的嗡嗡声，需要“仔细听很久才能听到”。
市里的声音比利从未听到，伊迪丝却能听见。只听到几秒钟的时间。讲述这段往事时，比利没有揭穿伊迪丝当年的谎言，而是原汁原味地复述了一遍伊迪丝天真的想象。
“哦，我听到了。”她说，“只听到了几秒钟。但是我听到了。你继续努力的话，也会听到。这件事值得等。等你听到了，你听到的就是整个纽约市的声音。”
不仅仅是比利一家，所有人，格林尼治村的住户们，所有在窘况中挣扎的人们都在努力向前，朝向摆脱困境的终点前行。那个终点在年幼的伊迪丝眼里是纽约，实则是期待。而期待总是与虚幻相伴。这让比利讲述童年往事里映现天真和虚幻的场景时所赋予其上的诚实的态度很难掩饰内在的伤感。
伤感难以掩饰，痛楚更无法忘却。从公立学校退了学，在睡房上函授学校的比利和伊迪丝需要一个家庭教师。比利的母亲选择了巴特，后者也急于挣点微薄的酬金。当巴特把自己终于有了工作告诉给朋友时，不无鄙视地把比利的母亲形容成一个又笨又蠢的女人。比利对这件事的记忆犹新不在于它怎么就这么巧传到了母亲耳里，而是对底层之人互相倾轧的反感以及随之而来的悲悯。
那种悲悯能产生经过痛楚洗礼后的动力。在以比利的母亲为中心的那个迷人的圈子里，“我们的妈妈是我们的，我们是她的”。巴特被踢出了这个圈子，这个圈子也不会再接纳其他人。比利的认识里，他们将带着“聆听上百万种微弱而又微弱的声音”的姿态来直面生活。那是拼却一切，实现期待的姿态。那个姿态被比利讲述的气度从容，典雅冷静。
2025.5.17
——文中图片为网络配图，与正文内容无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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