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南先生的《南渡北归》三本，分为“南渡”、“北归”、“离别”。我读的时候的心境分别是“悲愤”、“激昂”、“苦楚”。“悲愤”侵略者的残忍，祖国大好河山的巨大破坏。“激昂”抗战中的中华儿女强大凝聚力，文人墨客的同仇敌忾。“苦楚”内战后的分离，文化改革的极端。
几点感想。
“学术自由”。书中如蔡元培、梁启超、胡适、梅贻琦等教育家所一直提倡的“学术自由”，我很认同。在一个学术自由的大环境下，各类学术工作才有可能正常的发展，否则，很容易走歪，以至于变成“异术”。
“搞学术研究的人不参与政治”。书中如傅斯年等提出，搞学术研究的就好好研究，不参与政治。事实上，连他自己都没有做到。虽然很难做到，但我觉得它是有几分道理的。文人过多参与政治，发表的文章，研究的课题都会参杂一定的政治因素，或多或少都会对本人的学术成长造成一定的影响。
“清华和北大”。我们国家最好的两所大学于抗战期间竟然一路南迁，从北平到长沙，再到昆明。并一边躲着空袭，一边上课。我想，清华和北大代表的是我们国家的文化传承，他们没有被打倒，并反而激发了无限的活力，我们国家就不会败。因为他扎根在我们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心里，是最终胜利的源泉。
“胡适”。作为教育家，他始终坚持学术自由的理念，以至于能在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第一天就公开对蒋介石说不。作为外交家，在美任“使者”期间，奔走于美国各地，为对日抗战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作用，当然也为自己“捞到”了35顶博士帽。另外，在一段非常时期，造就了他也是被口诛笔伐最多的人。好在老爷子心态好，看着批评、听着骂，照样喝着茶。
“傅斯年”。作为教育家、史学家，他是彻彻底底的跟着国民党走了。但这不影响我对他学术和信念的认可。在那个年代，有这样一个能担责，敢于向当权者说不，是个做事的人。在“史语所”，他领导的一班人发掘了一个又一个古迹，改写了世界对中国的认识。他对朋友的帮助从不吝啬，他对对手也毫不客气。做事雷厉风行，敢作敢为，拥有强大的执行力。晚年任台湾大学校长去世后，至今都有怀念他的每天二十一声钟声。
“陈寅恪”。这位被作者称之为三百年才出一位的国学大师，真是一生为学。哪怕是刚入中年，就双眼失明，都不影响他研究和创作。无论是做研究还是做人，都始终如一。即使在文革的特殊时期，都没有“请”的动这位国学大师。
还有“梁思成和林徽因”、“李济”、“夏鼐”、“陈梦家”、“王国维”、“闻一多”……
如此多的学术大腕集聚于那个年代，在极端恶劣环境下，留下了他们的不朽传奇。
大师远去，再无大师。
最后，读完后的两个小心愿就是：想去昆明看看西南联大，想去李庄看看同济和史语所，踩着大师们的足迹，来一次思想的旅行！
（此文写于二零一八年三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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