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的汉中大地
几十年前的事了，猛然想起来那么犯险，还新鲜，还有趣。
那时我才十四、五岁，个子长得瘦小，如鸡。
十四五岁的山村少年能做什么事呢？四面是铁桶似的山，托一方青天，满山一片绿色。空气清新，阳光明媚。有人在山上大声唱歌，遥远如自旷古，近处有鸟鸣。脚下溪流水声潺潺。
上学，蹦蹦跳跳的，书包在肩头上跳荡。上学之外就是上山捞柴、割草，或是扛着锄头跟大人种地。太阳从东山升起来，又从西山边落下去，黄昏村落的炊烟，牛崽儿寻母的叫。明天又周而复始。
而我却偏偏第一次出远门，翻山越岭，冒险去做了两趟“投机倒把”的生意。
有必要解释一下“投机倒把”这个词，现在的年轻人对这个词已很陌生。“投机倒把”的原意是指看准时机、行情，转手倒卖，以攫取暴利的非法商业活动，这个词是贬义的，至今仍然贬义。而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之前，非但贬义，“投机倒把”还是犯罪行为，搞不好要坐牢。如此推论，我那个时候就是“少年犯”，“犯罪”的时间是在1976年初冬，国家正处于改革开放前夜。
一、在宝鸡火车站的车厢“扫”化肥
父亲是历史反革命分子，还在接受贫下中农监督改造，生产队有时开会还批斗他一下。受父亲的影响，全家自然就是受管制的“四类分子”家庭。“历史反革命”“贫下中农”“管制”“四类分子”这又是些什么东西？这就懒得解释了，朋友感兴趣了可以自己去查。
非常岁月里我们从城里被遣散到乡下。很小的我坐在一辆架子车上，眨巴两只好奇的眼睛，看城市熟悉的街道和楼房向身后退去，渐趋渐远，渐入尘埃。层叠的群山与无尽的绿色却向眼前逼来，兴奋，不觉手舞足蹈。大约是源自人类基因中对自然向往的原始情感，不带一点杂质。
车上还放两口木箱、几只布口袋，里面装着衣物、杂什，还有两个铺盖卷。父亲在前面拉着架子车，母亲跟在车后面走，时不时还帮着推一把。两个一男一女的城里人带着这个家，走在弯弯曲曲的泥土路上，汗水涔涔，阳光照彻。现在想起来有点象征意义。
好玩，百十里路走了两天，来到我们要落户的这个山村，暂住在一个亲戚家的屋檐下。篱笆夹了墙，几口土砖垒灶，灶后面的地方两根长櫈支一张门板，就是床，想起来生活如此简单，可人们却把它叫艰苦。后来又搬几次家，总算在这里住下来。
真是艰苦，吃了上顿没下顿，肚饿，这才体会到。母亲端着个碗，常常为借一碗米、一勺盐跑遍全村。这个生产队处于大巴山深处，全队三十几户人家，一百二十多口人，土墙灰瓦，随便撒落在山坡上，山洼里。能干活的叫社员，挥着锄头，披星戴月在山湾百十亩明晃晃水田和挂在山坡的几十亩旱地里种粮，算是全大队五个生产队最富裕的。早上，队长站山梁吼一声：上坡啰！高家梁上薅豆草！人们就从屋里出来，扛着锄头，打个哈欠，扣着衣服钮扣，蹶着屁股往高家梁爬去。远看蚂蚁似的，渐渐合成一群，出没于绿荫，吼几嗓子山歌，还叽叽喳喳说话。
无论春夏秋冬、刮风下雨，在人们挥锄砍杀泥块的铿锵声里，青苗郁郁地长出来，随着季节的变幻又成黄熟。收割，脱籽。累，不光是种，收，还得抬田修地、理堰，筑水库。完了，开会，政治学习会，批判会，没得个闲暇时候。
也集体搞一些副业，冬日下雪，在生产队公房里编竹笆子，男女济济一堂，热闹。看门外的雪花在虚空里飞舞，大家有说有笑，握一把冰冷的篾刀，劈竹，冷，嘁哩嚓啦的，现在想起来很诗意。大捆的青竹从山上砍了来，人用刀劈成竹片，编成竹笆，再卖给国营的供销社，用着城里修建楼房时搭架子。现在用钢模板了。
初中刚毕业，正欣喜着上高中，可是却要政治推荐，这是学习之外的事。成分不好的家庭，没门儿。古时候求教可送束脩，那时却政治第一，清正廉洁，送啥也不行。
失望之余回家劳动。找柴，割草，生产队出勤。从早到晚挣三个工分。父亲一天挣十分，母亲是七分。按十分工一个劳动日计，秋后决算，收成最好的年份父亲干一天值四角三分钱，我挣三个工分就是一毛二分九厘，不够买一斤盐（当时一斤盐一角六分钱，至今记忆犹新）。
全家从城里迁来，不像村子里原住民，有自留山坡、树林，还有一些家产补贴。我们自己的住房都是村里人帮助搭的茅草棚子，只有在队里挣工分，分粮，父亲每年还有几十个义务工的处罚，一家人生活就难得不得了，经常挖野菜，下河摸鱼。饭没有吃饱过，衣服没有穿暖过。这是真的，现在年轻人别不相信。当然也别较真，偶尔也有机会吃饱，比如村里人家办喜事或是丧事，去帮忙、坐席。
秋天，堂哥来看望我们，他是我们这个家族唯一吃国家饭的，他在秦岭那边一个城市火车站作调度员，高高的个子，穿一身铁路服装，精气飒然。休了假回老家来看他叔父——我的父亲。堂哥见我们穷成这个样子，给了几斤粮票几块钱，回单位就把我这个弟弟带了去。
第一次坐火车翻越秦岭，来到渭河边这个陌生的城市。晚上和堂哥吃了饭，乘着夜色去火车站的货场站。看密密麻麻铺在地上的铁轨和停在铁道上一排排车厢，不断闪烁的红绿信号灯如鬼火；列车喷着白汽怪叫，轰隆隆排山倒海一般从身边飙过，犹似魔兽世界。大地微微震颤，我懞了。
堂哥轻车熟路，紧紧拉着我，跨铁轨，钻车厢，绕来绕去，来到一个货车厢旁边，他熟练拉开车门，攀上车，又一把将我提上去。两人钻进车厢，一股刺鼻的气味冲得人透不过气。
堂哥拧开手电筒，车厢内空空如也，地面黑糊糊的。
啥也顾不得，看他不慌不忙，举着带来的扫帚，车厢地面上那黑糊糊的东西被扫拢。偌大一个车厢从这边扫到那边，竟扫出一大堆。“口袋拿来！”堂哥让我张开随身带的蛇皮口袋，把黑粉装进袋子里，足有二三十斤。
扎好口袋，跳出车厢，顺原路回哥的家，蛇皮口袋扎好，塞进旅行包，拉上锁链，再系上背绳。第二天，堂哥给买了返程车票，送我上火车，从那个城市一夜返回汉中。天明再搭汽车，山路送我回乡。下车再扛着包步行，走走停停的，浑身臭汗回到家。
堂哥说没啥可支持你们，把这东西拿回去，好好种庄稼吧。知道这东西是啥么？这东西是化肥。那一节货车装运过煤炭，又装运过化肥，白的化肥洒落在车厢，让黑的煤粉染黑。装卸工卸完货，一地化肥末子和煤粉混淆一起，堂哥就把这东西让我带回来。
原来是日本进口尿素。国家统购统销物品，私人根本弄不到的，集体也不易买到，公社给生产队每年分配一、两袋子，用来育秧。奇货。
父亲一见，喜孜孜抹一把胡子。这年家中自留地种一大块白菜，长势喜人，个儿大，包心硬实，一个就有四、五斤。自己吃，还拿到市场售卖，就是半袋化肥的作用。父亲在每株菜秧子下面，小心翼翼放一撮加了化肥的柴灰，老天爷赶忙再给下一场雨，润湿了菜苗下的土地，那白菜滋滋吸吮着水肥，像孩子吸五分钱的冰棍，菜苗很快窜着个头长起来。以至后来全队的批斗会上，人们揭发说父亲混社会主义工分，搞资本主义的自留地，竟然把自家的白菜务得十里八乡都比不上。其实大家哪里知道，那是堂哥的功劳。
闲话休说，咱言归正传。
二、去甘肃天水，贩猪肉
这天堂哥又给父亲寄一封信来，说甘肃天水北道有一个“黑市”，“黑市”上猪肉挺便宜。他上次回来看汉中的猪肉奇缺，价钱贵的不行。何不叫弟弟去贩些猪肉，可赚些钱。堂哥还说铁路上他给提供方便，来回坐货车，不买车票，这就把路费省下了。只是弟弟一个人不行，得再找个搭档。
堂哥说这事，按现在的说法，那就是做生意了，也就是前面说的投机倒把，搞资本主义。要让人抓住，轻者开批斗会，重者坐牢。这种事很冒险，父亲看着信，摇头，叹气。然而贫困却如饿狼一般咬噬着父母的心，这事儿就极有诱惑力了，老是惦记着。
不想同村一个远房兄长知道，可把他馋坏了，当晚夜黑路滑下着雨，就上门来找父亲，极力促成这个能赚钱的事。那兄台人不错，对我们一家也好，我和他有事没事爱凑在一起谝闲，哥上哥下地叫。他比我大十岁的样儿，个子高挑，性格活泛，很会说话，见了人笑嘻嘻的。再三窜掇父亲，让我和他跑一趟，父亲就心动了，思谋几个晚上，问我敢去不？我说去么！那就去了。
父母当时东挪西借，竟然筹到四十多块钱，还给我缝一件簇新的棉袄，钱装在衣服最深处。兄弟俩拿了麻袋和绳子、帆布包，天还没大亮，一路白霜，脚印清晰，村里人还没起床。天冷的很，到镇街坐汽车，一路摇摇晃晃赶到汉中火车站，当晚买了去宝鸡的火车票，临上车还给堂哥挂了电话。第二天拂晓，我们就下车，寒风吹彻，冷溲溲的，清鼻涕哧溜哧溜淌。出站见到堂哥，当晚在他家住下。
他家也不宽敞，我俩在隔壁拿两张木连椅拼了床铺。屋中间烧个大煤炉子，通宵不熄，倒也暖和。一夜火车喧嚣，第二天早上堂哥下早班，带回来消息：上午有一趟刚编了组的货车去天水，就搭那趟车走，我们忙不迭说好。
堂哥一边吃饭一边给我们讲路上要注意的事，千叮万嘱，说钱要装紧，说路上停了站不要出来，说有人来检查就藏严实些，万不得已被逮住了，就报他的名字和工作岗位，遇上歹人要咋样保护自己等等。还说他给天水站那边熟人打了电话，到站了会有人来接，不要怕，学灵性些。北道的市场是夜市，晚上做买卖两人要互相关照，别跑散了。一碗面条卟啦啦吃完了，他还没说完。就这么着，能想到的都给嘱咐一次，还问我们听明白了吧？
饭毕收拾行装，堂哥带我俩往货场站走。路上有熟悉的工友问，堂哥说是自己亲戚，搭货车去天水赶鬼集呀。那些人笑笑，不问了，可见他们都知道。和上次一样，跨过一大片铁轨，又从一列列停着的火车下钻来钻去，来到一列车厢边，堂哥说就是这趟车一会儿去天水。
找一节空车厢爬上去，车厢敞着，里面装了大半车河砂。堂哥叫我们蜷在车厢一角，坐在沙堆上。“晚上就到了，白天不咋冷。”堂哥说，“赶了集，明天早上买张车票再坐回来。出了门就甭怕受罪。”堂哥看了看手腕上的表，招招手，就走了。不一会儿，前边鸣一声笛，车头吐几口白烟，火车开动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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