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收入《而已集》中其实颇有些突兀。《而已集》主要收录的是鲁迅作于1927-1928年的杂文，本文则是作于1926年4月13日的旧作；《而已集》收录的文章主要写作于广州和上海，本文则是鲁迅在“三一八”惨案后不久作于北京。
文章列举了“三一八”之后，坊间传闻段祺瑞政府通缉进步知识分子五十人名单的事。可是这件事已经过去了两年多，到鲁迅整理这篇旧文章，准备添加到杂文集《而已集》中的时候，已经是1928年10月20日了。为什么鲁迅把它放在《而已集》中发表，而不是放在更早些时候的杂文集《华盖集续编》中呢？鲁迅对此也进行了解释：“本来是要编入《华盖集续编》中的，继而一想，自己虽然走出北京了，但其中的许多人，却还在军阀势力之下，何必重印旧账，使叭儿狗们记得起来呢。于是就抽掉了。”时间到了1928年，段祺瑞、章士钊之流早已倒台，也就无后顾之忧了。
“大衍”，语见《周易·系辞》：“大衍之数五十。”在这里用“大衍”作为五十的代词。“发微”，阐发微妙之处，常用作书名或篇名，指对某一事理精蕴或某一事物原委的探索。如：《礼经发微》、《西昆发微》等。
1926年，北京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段祺瑞执政府卫队打死打伤数百名请愿群众。事后，蒋梦麟、傅斯年、鲁迅、林语堂等数十位进步知识分子纷纷发表文章谴责。据称，时任段祺瑞政府秘书长章士钊圈定了一份五十人的通缉名单提请讨论，但与会者大多不主张罗织人数过多，于是从五十人中筛选了十六人，后来又圈定五人登报通缉，即徐谦、李大钊、李煜瀛、易培基、顾兆熊。
1926年3月26日，《京报》登载消息披露：“该项通缉令所罗织之罪犯闻竟有五十人之多，如……周树人、许寿裳、马裕藻……等，均包括在内。”这也是鲁迅写作本文的消息来源。鲁迅在杂文《可惨与可笑》中写道：“同日就又有一种谣言，便是说还要通缉五十多人；但那姓名的一部分，却至今日才见于《京报》。这种计画，在目下的段祺瑞政府的秘书长章士钊之流的脑子里，是确实会有的。”
章士钊与鲁迅因为1925年的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早有嫌隙。鲁迅多次撰文对章士钊明讥暗讽，章士钊则开革了鲁迅的教育部佥事职务，后来二人更闹到了对簿公堂，再加上“三一八”之后鲁迅发表了多篇杂文严厉谴责段祺瑞政府的暴行，章士钊把鲁迅加到五十人通缉名单中并不奇怪。
1926年3月下旬至5月上旬，鲁迅在朋友许寿裳、荆有麟等的劝说下，曾先后到刑部街的山本医院，东郊民巷的德国医院、法国医院等地躲避，可见众人都感觉到了环境的危险。
后来，学界有另外一种声音出现。认为段祺瑞政府只发出了关于那五个人的通缉令，五十人通缉令一事只是传闻，鲁迅认为自己被通缉，不过是被迫害妄想症。但是我以为，评论一件事不能跳出当时的时代背景。在当时，刚刚发生了几百名无辜群众死伤的事件，段祺瑞执政府又发布了那样措辞严厉的执政令，小心一点有什么错呢？何况，1926年4月26日，邵飘萍确实被奉系军阀杀害于北京。邵飘萍，就是鲁迅文中提到的通缉名单排行十六的“邵振青（浙江）《京报》总编辑”。说没有危险的人，不过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本文中，鲁迅列举了传说中被通缉的五十人名单，名单包括各人籍贯和职务。段祺瑞政府通缉了五名“首恶”；又假借报纸放出通缉五十人的口风，使人人自危；然后“改组两个机关，‘扫除’三个半学校，扑灭四种报章，‘逼死’两种副刊，妨害三种期刊”。种种行径，不外乎是为了绞杀进步文化刊物，压制人们的反对声音，维护自己的统治，可惜这些举动并不能挽救他的命运。
1926年4月9日，鹿钟麟率国民军以段祺瑞暗通奉系为罪名包围国务院，段祺瑞逃入东交民巷法国使馆，执政府倒台。4月17日，国民军撤退，奉军占领北京。真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城头变幻大王旗。奉系军阀与段政府不过一丘之貉，《京报》社长邵飘萍和我党先驱李大钊都是被奉系军阀杀害的。
那可真是一段黑暗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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