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我们阅读了樊锦诗被正式分配到了敦煌莫高窟，这期间的犹豫、家人的担心以及她最终遵从内心决定的故事。今天，我们继续阅读，到了敦煌莫高窟的樊锦诗，又有什么样的经历？让开始我们今天的阅读吧。
01 生活艰苦
我们是坐火车去敦煌的，在经过三天三夜的长途跋涉到达柳园，又坐了拉煤的卡车，穿过了一望无际的沙丘和戈壁，到达了只是个小镇的敦煌。
在敦煌，只能住土房、喝咸水。职工住的房子曾经是马厩，墙、灶、炕、桌子都是土做的，每天都是扫不完的尘土。水是宕泉河里的咸水。用这个水洗衣服，晾干后会有一道道白碱；不适应的人喝了，会拉肚子。
敦煌的冬天特别冷，气温一般在零下20度左右。当时平房没有取暖设备，必须架火炉子。晚上睡觉时封火是技术活，既不能封死活也不能浪费了燃料，以便第二天还能生火做饭。我是个南方人，这些要从头学起，当然也会出现封不好火，半夜被冻醒的情况，这时冷风夹杂着狼嚎，是让人不寒而栗的。
敦煌的医疗条件也落后。如果有急病，连救护车都叫不到。有一次，我从考古工地回来不舒服，去找医生。医生要打青霉素，问我是否过敏。我也不知道。在做了皮试，过了半个小时后，没有过敏反应。我被注射了青霉素。半个小时后，本以为没事回到了宿舍。
可是在宿舍里，我身体开始发冷，什么都不记得了。到了晚上醒过来的时候，躺在黑屋里，我以为我死了。多亏了我旁边屋里还住着个司机师傅。我努力爬起来，让他帮忙找医生，这才度过了这场难。
还有一次输清开灵注射液，也过敏导致嘴发白、脸色没有血色。这以后，我有不舒服，一般不再注射，拿点药一吃了事。
02 骨肉分离
毕业后，我在敦煌莫高窟，老彭去了武汉大学历史系。当时武汉大学还没有考古专业。武汉大学在建1976年立考古专业后，他是考古教研室负责人，负责教学，带学生外出考察，从零开始，建立了教学体系。
1965年，老彭到敦煌来看我，这是我们分离后第一次见面。这些日子，我带着他看敦煌的洞窟、壁画，我们聊考古和艺术，就是不敢谈未来。在度过八天后，他要回去了，我们在鸣沙山上留了影。在送他的时候，他轻轻地对我说：“我等着你……”
樊锦诗与彭金章在鸣沙山合影
1967年，我到北京专门拜访了老彭的大哥大嫂，他们说你们该结婚了。这样，在他兄嫂安排下，我到武汉大学去找老彭。
1967年1月15日，我们结婚了。结婚时，他穿着我给他准备的“一双皮鞋、一条华达呢料子的裤子”。我穿着“条绒系带的棉鞋、蓝布裤子，上衣是一件丝绵棉袄”。
结婚后，我带老彭去了我上海的家。当时，我家被红卫兵抄家了。我们住在二姐家一夜后，第二天我带老彭去见了父母。这是父亲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老彭。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父亲因为不堪忍受不断的批斗和审讯，跳楼自杀了，这骨肉分离给我带了很大的伤痛。
03 家庭分居
在父亲去世后，我也怀孕了。往返于敦煌、武汉和上海间，我身心疲惫，有流产迹象。后来及时治疗才保住了孩子。在临产前，我们准备是在武汉坐月子的，婆婆提前从河北接到了武汉，还准备了婴儿衣服和小米、红枣等营养品。但我和革委会请假时没有被允许，后由于参加摘棉花的体力劳动，孩子提前出生了。
医院发了加急电报后，老彭挑着“百宝囊”从武汉赶过来了。在照顾了十天后，被武汉大学电报催回了。我就依靠着老彭带来的《妈妈手册》一个人照顾着儿子。但由于上班没人照顾，孩子被捆在襁褓里。但随着孩子长大，捆在襁褓会有危险。在拜托了同事母亲照顾半年后，孩子被送到了老彭的姐姐那里帮忙照顾。
1973年二月，老二在武汉出生。休完产假，我回敦煌，还是委托了老彭的姐姐帮忙带老二。老二身体弱，曾因患重感冒得过哮喘；也曾打过青霉素过敏，差点丢掉了性命。
在老二被送到老彭姐姐家时，我们把老大接回了，由老彭带着。老大吃“百家饭”长大。因为在孩子到了上学的年龄，加上姐姐也有了孙子没法给照顾孩子，我们考虑必须一家团圆，调离敦煌。
我本打算半年不上班会自动脱岗、离职，但仅靠老彭的工资，难以维持一家四口的生活，加上我要回敦煌与组织说明困难，名正言顺调走。这样，我带着老二回到了敦煌莫高窟。但省里坚决不同意我调走。我只有在敦煌继续工作。老二在敦煌愉快玩耍，性格也慢慢变得活泼了。
但是由于教育问题，我把老二送到了上海的姐姐家，由于姐姐管的严格些，老二有时独自跑掉，使我姐姐和母亲担心受怕。这样，老彭将老二也带到了武汉。
从此，老彭带着两个儿子生活，既当爹也当妈。我没有尽到一个母亲、妻子的责任，一直深感愧疚。同时，孩子的教育也受到了影响，成绩不理想。我对孩子要求也比较松，只要他们不做坏事，能够自立，做点有益的事就够了。
结语
今天，我们阅读了樊锦诗在到敦煌后遇到了生活艰难、家庭分居造成的困扰，想要调离而不得。她一直对家人有深深愧疚。我们知道，樊锦诗之所以是敦煌女儿，是与她所做的成就分不开的，是他对敦煌的守护管理、考古研究分不开的，让我们期待下期的继续阅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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