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爆发后，诗人们在爱国激情的感染下，不约而同地写起了战斗宣言式的诗歌，其中影响最大的诗派为“七月派”。“七月派”以《七月》、《希望》、《泥土》为阵地，以艾青为旗帜，以理论家评论家胡风为中心，以政治抒情诗为主，其主要的成员为鲁藜、曹白、绿原、牛汉、田间、阿垅、冀汸、孙钿、邹荻帆、丘东平等人。在创作中，他们一方面自觉继承郭沫若、蒋光慈、殷夫和中国诗歌会的革命诗歌传统，同时又有意扭转新月派、现代派柔弱的诗风，提倡革命现实主义，注重以炽烈的激情去撞击人们的心灵，而不讲究文学的雕琢、修辞，内容多充满爱国主义激情，呼唤人们的抗敌斗志。
在国家危机、时局动荡的背景下，穆旦、郑敏、杜运燮、袁可嘉、俞铭传、王佐良、赵瑞蕻等“学生辈”诗人得以在大后方西南联大与闻一多、朱自清、冯至、李广田、卞之琳等前辈诗人汇集在了一起，共同进入生命与诗的沉潜状态。校园诗人们认为诗是经验的传达而非单纯的热情的宣泄，他们不仅系统地总结了新诗发展的历史经验，并从中国古代诗歌传统和西方文学经典中寻找丰富的艺术资源，从而将“思”与“诗”融合成“沉思的诗”。校园诗人的佼佼者为冯至，代表作为《十四行集》。
四十年代中期，袁水拍结集发表《马凡陀的山歌》，这是当时国统区最有影响的政治讽刺诗集。它多以市民熟悉的民谣、小调写成，轻松、诙谐而又锐利、泼辣，锋利的笔锋扫荡了末日社会的各个角落。
四十年代后半期，被后来称为民歌体的现代诗在解放区农村独领风骚，文艺工作者们遵循“人民生活是文艺的无尽的唯一的源泉”的讲话精神，在诗体上主要采用“信天游”等民歌形式，语言上大量采用口语土语，积极表现集体大众的思想感情和日常生活，视抒发个人情感为小资产阶级情调，颂歌成为了新诗的主要内容。民歌体现代诗的突出成就表现在李季、阮章竞、田间等人的叙事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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