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中学时，正是港台文化风靡大陆的时代。在一些香港影视剧中，一般被称为“*叔”的人都有着很高的江湖地位。
当我在国博中看到这位“栾叔”青铜缶时，脑海中突然出现了一些香港影视剧的镜头，也隐隐地感觉这件青铜器很江湖。
我们先看一下它的形状。“栾叔”青铜缶是一种盛酒或盛水器，通高40.5厘米、口径16.5厘米、足径17厘米。青铜缶盖顶弧形，器形似壶，小口，短颈溜肩，圆腹，矮圈足，圈足外缘有三个等距离的小长方形片状饰向外侧伸出，底部作十字形凸起。盖面内沿有三个等距离的小长方形微凸的卡，盖上和腹侧各有四个对称的环形耳，耳上有阴线的云纹。
青铜器的价值大都体现在它的铭文上。这件青铜缶的缶盖和腹表上都有铭文，盖铭2行8字：“正月季春元日己丑。”腹铭错金5行40字：“正月季春元日己丑，余畜孙书也择其吉金，以作铸缶。以祭我皇祖，虞（余）以祈眉寿。栾书之子孙，万世是宝。”
此器相传出土于河南辉县，不知怎么流传到了河北武清古董商人倪玉书的手里。1944年6月1日，著名收藏家容庚以一万五千元高价收购。第二天，他就请著名篆刻家陶北溟先生为他书写了一块“晋缶庐”的横匾，悬挂在家中客厅里，当作自己的书斋名。可见容庚先生对这件青铜器的喜爱。
此后，每有学者、专家和好友来访，都会要求看一看这件青铜缶。1954年8月18日，容庚致函郭沫若，建议再版《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图版改用照相，并补入禹鼎、麦鼎、栾书缶、十年陈侯午敦等。可见他对这件青铜器早在此前就已命名。
1956年，容庚先生向广州博物馆捐献88件（套）青铜器，其中就有栾书缶，不久由广州博物馆上调至中国历史博物馆（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1958年容庚和张维持合著的《殷周青铜器通论》中，首次正式公布这件青铜器名字“栾书缶”是根据铭文而来的。
栾书又称“栾武子”或“栾伯”，是春秋时晋国大夫，执政14年，是晋国史上执政时长排第二的名臣。晋国自文公开创霸业后，成为显赫一时的大国。但同时西边的秦国力量逐渐强大, 曾与晋国有数次交兵，互有胜负。而栾书正是晋景公、晋厉公时期克服诸强的重要支柱。据一些学者的研究，这期间栾书曾指挥大小军事行动七次，战战告捷，延续了晋国称霸的时间。
由于容庚先生在青铜器鉴定和古文字学的江湖地位，长期以来学术界一般将“栾书”青铜缶作为春秋中期晋国的器物来看待，视之为一件极具史料价值的珍贵文物。
20世纪90年代初，欧燕先生、李学勤先生等学者根据新发掘的考古材料，对传世的“栾书”青铜缶的年代和产地有所质疑，指出该器应定为楚式器物，而不是晋器。
这是学者研究的内容，我们只等最后的结果就好了。我还想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件青铜缶工艺和书法两个方面的价值和历史地位。
这件青铜器腹壁的铭文采用了错金工艺，铭文字形规整，至今熠熠生光。金银错工艺产生于春秋中期前后，它的工艺程序是先在青铜器表面铸出浅凹的纹饰或铭文，如果是特别精细的纹饰，则是在器表用墨笔绘出纹饰，按纹饰用硬度较大的工具錾刻浅槽，然后在浅槽内嵌入细薄的金银片或金银丝，再进行打磨，使嵌入的金银片与铜器表面相平滑，最后在器表用木炭加清水进一步打磨，使器表增光发亮，从而利用金银与青铜的不同光泽映衬出各种色彩。这种工艺在初期时比较注重施于铭文，“栾叔”青铜缶的铭文正是这种工艺最初兴起时的产品。
再来看它的书法价值。有专家认为铭文线条柔韧婉转，婀娜多姿，呈风流妩媚之态，与楚国的书风相近。也有专家认为线条匀称洗炼，笔势多作曲弧形，悠游自在，舒展多姿，显示着既含蓄又坚韧的力量。笔画的起收处，多以细笔出锋，运行中又隐约可见笔势起按的变化，表现出毛笔书写的意态，与山西出土的侯马盟书文字十分接近，可以看出明显的晋土文字地域风格。
围绕“栾叔”青铜缶的研究还在继续，还是那句话，研讨是内容和结论交给专家和时间，我们只需静静地观察和欣赏，无论是它的制作工艺还是书法。
关于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圆明园和颐和园，我边逛边学边思边写，不觉已有几百篇文章，不少路过的方家都给过很多指导，在此一并谢过，期待您的关注和鼓励，更期待您的指导和指点，让我有更大的进步，共同传承好中国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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