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统的国家，需要一统江山的思想。汉武帝独尊儒术，其实是一统的帝国需要。一种思想，才有利于统治管理帝国。这是效率与稳定的要求。
然而从此之后，新思想被禁锢了，旧思想却逐渐沉沦。国家政治，在官僚集团儒家化之后，逐渐形成与皇权平分秋色的世家大族。
西汉末年，世家大族兼并土地愈演愈烈，农民失地生活艰难，国家财政吃紧。百姓与君王都深陷危机，官僚集团与世家大族，却脑圆肠肥，腐败奢靡。
王莽改制，只是个历史的插曲，一顿混乱的战火后，刘秀依赖世家大族，重新把汉帝国安定下来。此时的东汉，依然是重新整理后的皇帝与世家大族共治天下。格式化之后，国家政治结构换汤不换药，世家大族只会继续兼并土地，直至民不聊生，农民起义，国家基础被动摇，各种新旧势力激烈争夺各自的利益和地盘。
东汉是西汉政治结构的延续，国家治理方式无解，社会再一次滑向崩溃。
混乱三国后，国家进入短暂的风流魏晋。当儒家思想治国衍生的世家大族，走入了不可逆的死胡同，道家老庄思想开始被拿起来进行社会试验。
竹林七贤，并非潇洒，而是颓废与厌世。无为、自然之思想，迅速在统治阶层滋生出萎靡的文化潮流。
魏晋的败落，是两汉落幕的延续。不能新生，必内生混乱。五胡乱华，是悲哀也是机缘。
积极进取的胡人游牧文化，为中原颓废无望的社会带来了血与火的洗礼。民族融合，雄浑、勇毅的游牧精神，为中原没落的文化和政治注入了新生的力量，虽然他们不可避免地同时携带着野蛮与落后。
外来精神，搅乱了原本的文化惯性，这还不够，新的文化—佛教的到来，是旧文化的救兵。
佛教文化对南北朝来说，都是急需且恰当其时的。乱世给了新文化传播的空隙，混乱的局面，正好又需要新思想进行整理和安放。
南朝的“四百八十寺”，将佛文化与儒家文化融合，形成了一个文化繁荣的巅峰；缘因达摩“一叶渡江”，于北朝开创了佛教“禅宗”一脉。
南北朝，依赖统治阶层在文化领域的开创与融合，完成了佛教的中国化，深刻影响了中国文化后续两千年的发展 ，直至现在。
随着草原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的融合，儒、释、道文化的竞争和互相吸纳，终于迎来了多民族大一统的隋王朝。
继承了隋朝衣钵后，一个雄阔强健，开放包容的大唐盛世呼之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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