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与良序·走进佛教·因果异说
因果是个好东西，好就好在每个人的理解都不一样。先就习以为常的现象界来谈，也就是一般科学范畴所说的因果。
客观世界是普遍联系的，许多因素先后相继，彼此制约。其中，引起一定现象的现象是“因”，由因的作用、“缘”之串联所引起的现象为“果”。
如《大乘止观》说：“招果为因，克获为果”。简单地说，凡“因”、“缘”所致的后“果”，如果其间有必然关联，就形成因果关系。
然而，世间万物毕竟是普遍联系的，很少有“单一因”的情况出现，许多结果必要得到各种前因的支持。所以“唯识学”中，有“十因”、“四缘”、“五果”之设计，都是为了因应复杂情况的说明。
比如烧水。表面看来，把水加热是因，水达到一百摄氏度为果。加热是水沸腾的主因，但不是唯一因，还有大气压强的作用。若压强不够，水很难达到一百摄氏度的沸点。于是大气压强与温度都是因，至于哪个才是主因，那就要看认定的角度了。
人类在原始时期，唯为生存打拼。他们无法解释自然现象，又必要依循自然规律，便产生对大自然的敬畏之情。这是最初的信仰，宗教的萌芽。
有两个因素，导致信仰的不同走向。有经验的祖先传授技巧，似能找到规律，减少损失，而能避免天灾。这样的部落会产生对祖先的崇拜。（大禹治水。）相反，若经验不足，或者灾难过于强大，使得部落损失颇巨，便会将畏惧心理放大，从而发展出自然神信仰。
自然神以力量为胜，但无法沟通；而祖先灵以经验为胜，但无法主宰。两种信仰模式全都留存下来，成为所有宗教与文化的基因。（教治二权的深层心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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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类智能发展，科技能力提高，剩余物资出现，祭祀行为产生。这是人类所能找到最基本的生存（因果）法则：讨好神灵；并相信冥冥之中有一种神秘力量，使人趋吉避凶。这也是四大文明古国的信仰情况：神灵主导一切，顺从与祭祀成为必要之重。
大家共同信仰一个未知的存在，似乎可以直接进入天下一家、世界大同的时代。不过可惜，各部落间的生活经验不同，导致了彼此所描绘的神灵形象有差。想来也是正常，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本来不同；侧重各异，也就会发展出不同的神话与人格形象。
随着大规模迁徙的开始，部落融合，文化交流；社会组织趋于复杂，贵族统治阶级出现。他们为了管理需要，对宗教改造，发展出律法神信仰。将神灵世界与人类生活联系起来，以解决阶级压力与社会矛盾。
人类文明进步，社会形态发展，导致了游戏规则的修正，这都是一种因果。人类创造宗教，本该是为人服务的；但自从话语权被统治阶级垄断后，宗教开始专为贵族服务。
比如古埃及，将法老直接神格化，与祭司一起取得统治的合法权。又如欧洲“黑暗的中世纪”，教权只手遮天；一如“印度”的婆罗门阶级，成为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一切领域的主掌者。
臣民若不听话，企图用破坏性激烈方式突破阶级束缚，将会导致极为严重的后果。通常的做法是积极宣传地府世界与冥神审判，以此威慑所有被统治阶级的一切非分之想。面对人间苦难，不如冀望来世，或者宗教冥想，让所有的不安定因素随风而逝。
从古埃及的冥神审判，到一神教的末日审判，还有我国民俗信仰中的“赏善罚恶”。总之，“法”网恢恢，疏而不漏；逃得了初一，逃不过十五；活着治不了，死后算总账。
或说因信得永生果，或说因善（依统治需要定义）得生天果；还有民俗技巧中的示好手段，以期在游戏规则中改写“参数”。有没有后门可以开？既然“裁判”兼具人格，自然就好说话。（最特殊的是婆罗门教的神志决定论，完全不问人为因素。）
各种文化与信仰模式表现不一，但游戏规则却大同小异，一切源于人性的大同。神权高于一切，这是“人造”的因果，也是有主宰的因果。但凡神教的“因果观”大抵如此。
雅利安人自北方南下，来到三大文明古国，对彼此的文明既有干扰，也有吸收。在中亚的一支，经过总结与创造，形成拜火信仰。其后进入南亚次大陆的中部平原，对原民殖民统治，使社会阶级迅速分化。
由于社会组织能力低下，除了武力以外，只能仰赖信仰工具。（吠陀）垄断了传承知识的特权，教职阶级成为先天的黄金贵族。（婆罗门教）婆罗门宣称：阶级天定、教职至上、向神示好能够解决一切。（吠陀天启、婆罗门至上、祭祀万能。）
此外，灵魂不灭、业报不失、轮回不息等思想也被包含其中，不断酝酿，发展出全新宗教形态。（奥义书）这种思想由于有否定神权、人人平等、以人为本的进步性，一度得到治权阶级的支持。（沙门）与此同时，也刺激了婆罗门教更往形上化发展。（印度教）
宗教手段，对于国家治理之需要而言，无疑是方便且有效的。被剥削的奴隶，一旦接受这种文化，便会从内心深处安于现状。使得被压迫的人民发自肺腑地接受了命运的安排，并让遭受到不平等待遇后的怨气有了宣泄的出口。
与印度种姓制度相类似的，是我国古代华夏文明的宗法制度。（全都是适应于农耕经济基础的社会良序。）两种文明期初都是“神授治权”，统治集团是被授权与被“监督”的，这与古埃及不同。
在古埃及，法老王即神，这比“君权神授”多走了一步，便有天壤之别。因为神要面对人间现实苦难成因的问题。一旦失去权柄，即会引起需要耗费极大社会成本的变革。
（所有神教都要面对一个难题：人类的苦难到底是神赐予的？神未知的？还是神放任的？许多宗教将问题推给魔鬼，甚至选择忽视。与琐罗亚斯德教一样，印度教接受邪恶的存在，愿意忍受比其他宗教更多的世俗痛苦。不过一切都被打成表面的、虚假的、如幻的、不真实的存在，那么这种善恶的分别，似乎只是普通人的价值取向，而不再是宗教所关注的核心问题了。）
而“君权神授”模式，在理论上可以由问责与革除天命的方式实现权力汰换。至于游戏规则本身，却不会遭到破坏。
自我国周代“天子”概念形成后，神格趋于形上，“神授”变成了“天授”，这就有了突破阶级的可能。（“天道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神不专属于哪一族人、哪一家人。人间没有永世不替的贵族。）
“天子”是“神”在人间的代表，大家都是“天民”，分工不同，远近不同。所以只有化外之民，没有“神”的敌人。化外之人是有教化可能的，不若种姓的先天决定，这是宗法制与种姓制度的根本区别。
在此之后的历史进程中，虽然也有战争，但大多是内部的对合法权的争取，不同于一族对另一族的殖民。帝王可以大气磅礴地说：“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华夏文明走到了时代的前列。
社会被系统组织起来，一切都有标准（礼乐），人皆敦伦尽分。随着知识与门阀的垄断被早期儒家与科举制度打破，使得社会流通的压力得以释放。相反，印度社会的良序设计就不可能打破这一藩篱，所以才要用发达的神学来消弭反抗心态。
雅利安人建立自己的领地，原民被不断驱逐。他们逃离外来政权的势力范围，继而从社会体系中出离，成为真正的自由民。他们没有阶级，没有家庭，没有财产，只有师徒。前辈们总结经验，教授学徒，形成各别的教团。
不过其成长环境毕竟不是真空的，所以在思维结构中离不开“吠陀”的影子，包括“灵魂说”、“轮回说”等。反婆罗门阶级的各种力量集结起来，重点开发了“业力”说，以对抗教权的垄断。不同宗教导师的不同学说体系，导致了对因果的异说。
比如有人说：业力是个常数，只会越来越少，不会随行为增加，所以人生享乐就好。这是不利于社会伦理与道德建设的主张。
还有人说：行为导致业力产生，行善得善业，行恶得恶业，所以要多行善，甚至多吃苦。这样多行一善，便少一恶；今生苦行，灭罪可期，将来恶业偿尽，便获纯善极乐之结果。这是可能有助于社会伦理与道德建设的主张。（善行有益，但善的标准是个问题。苦行无益，问题在心不在身，自虐有何用？）
还有一类沙门则采取模糊策略，对此不予回答。这些都是较具代表性的几种思路，由此可以看出沙门的“自由主义”风格：一切自作自受，并不在乎神的干预。虽然不否认神，但不赞同祭祀。既然善恶结果归因于个人行为，何必对神示好？
此外，沙门团体各自都有对可验现象世界的分析。人对世界的理解，源于感官信息在大脑中的汇总与加工。与现代科学所不同的是，现代科学戮力发展技术，使感官借助工具，取得更多可验之数据；而沙门则纯靠感官体验与冥想思辨，非常主观。
由于感官的局限，沙门分析人生（宇宙）要素，大抵是“心、色”二元论的，属于机械的“积集”说。
阿夷多基础于此，立“五大”说，提出有情生死，不过是“五大”的集散。生命终结后，属于物质的，归于地、水、火、风；“诸根”──感觉与意识的根源，则归于虚空；没有神的作用，也没有业的延续。这被称为“断见”，类似如今所说的唯物观。
除顺世派外，沙门学说基本都有“灵魂”因素保留。因为要满足“业报轮回”看似“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业的载体——不灭的灵魂、我、阿特曼。所以人要努力于止恶修善，以实现乐多苦少；更要励行于苦行冥想，以实现永久解脱。
沙门阵营的共同目标，不是长久保有世间大善福报，而是以舍弃现象世间为本质的永久出离——终极“解脱”。大家认同世间是苦，包括神灵世界——色、无色界都不幸免。虽然大福报者的寿命恒长、心想事成、一切如意，但终究不能永恒。
他们针对婆罗门教教义，提出祭祀并不万能，婆罗门仍有轮回。无论好坏都是业力因果，没有什么是不变的。人心无常，哪怕是神灵，业报寿终，仍有下堕的可能。在这世间的局中，没有绝对安乐可言。只有通过个人努力，达到“梵我合一”才是一劳永逸的安乐之道——涅槃。
沙门思潮虽有“众生平等”、“以人为本”的积极性，但不免其逻辑中的矛盾。不是说六师理论各有漏洞，所谓兼听则明，将“六师”学说堆积一起就会发现问题。沙门彼此各说各话，莫衷一是，佛教在这样的时空背景中孕育发生。
原始佛教本身少有建树，基本是对沙门学说的扬弃与架构。据现有资料来看，释迦牟尼曾追随这些沙门团体学习。不仅掌握了禅定技巧，也学习了不同的形而上学，当然也接受了沙门的生活方式；尤其实践苦行，一切都达到完美的地步。量变促发质变，终于使他成为沙门阵营中的佼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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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首先接受了聚集说。基于禅定的开发，站在“瑜伽师”的特殊视角，将一切感知到的万物归纳为“心”、“色”二类：有“质碍”作用的色法，与精神作用的心法。人类对现象世界的感知过程，就是这些元素的蕴集作用。
佛陀通过检视，居然没有发现“我”这个东西——并没有灵魂（阿特曼）存在。（只是复合心理的作用与误认。）既然一切只是聚集，没有灵魂，那“业力”与“轮回”是真实存在的吗？佛陀说：当然啊。
佛教首先对“善恶相抵”说表达了不同看法。因果当然有，善恶皆有报，虽然善恶无法相抵，但仍有行善的必要。如同一个黑箱子，里面倒入五十个黑球、五十个白球。眼睛不看，伸手摸球，概率是一半一半。唯有多放白球，抽到黑球的概率才会降低。这是沙门主义伦理观，作为对良序维持的态度，佛法中保留了这一教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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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佛在菩提树下证得三明，对轮回与业力亲见。所以佛法同样倡导社会伦理与道德建设；告诫人们要行正道，不能犯戒。只有对追求解脱的内部成员，才说四谛八正道法，教授以解脱之道。
佛教对在家居士教导持戒行善，以期将来有更美好的环境。然后对出家人教导止观，以特有之能力，永断轮回，不受后有。佛教之业因果报说，既鼓励了持戒修善的一般善良，也指出了突破轮回枷锁的可能。
沙门学说本身，是对《奥义书》理论的实践，代表了对婆罗门教的抗衡。好坏由业决定，神也不能修改记录。如果他能修改记录，为什么不帮大家一次改完呢？他是没有慈悲吗？所以神灵或能带来好运，但无法使人永久安乐和解脱。
但沙门的“解脱”理念是基础于灵魂学说的，他们努力的方向是与梵合一。婆罗门的向神示好，沙门的与神合一，都要承认一个未知的主宰者。佛陀说：他们的所谓“解脱”其实并不究竟。
佛教对旧有教说既有继承更有突破。因为实践证明没有一个不灭的“我”，这在无形之中走向了绝对自由的“中道”。而且佛的教说并非纯粹玄想，他在有生之年即验证了这一学说，得到宗教成就，成为独树一帜的存在。
佛教的核心教义是“无我”，既然无我，那么轮回因果如何实现？这个问题很难回答，说有说无都会落入其他沙门的观点，所以佛教在文字逻辑上确有难到之处。佛教的本质是经验教法，不能脱离实践，如果成为一种教条，即会违背本意。
在经典中，记录着一段往事。有一位名叫婆蹉种的游方者，他来到佛陀面前，向佛请教：“云何，瞿昙，为有我耶？”释迦牟尼佛缄口不答。“云何，瞿昙，为无我耶？”释迦牟尼仍然缄口不答。婆蹉种再三请教，佛陀始终保持沉默。
阿难不解，佛解释道：“我若答言有我，则增彼先来邪见；若答言无我，彼先痴惑岂不更增痴惑？言先有我，从今断灭，若先来有我则是常见，于今断灭则是断见。如来离于二边，处中说法。所谓是事有故是事有，是事起故是事生，谓缘无明行，乃至生、老、病、死、忧、悲、恼苦灭。”
佛教讲的因果是“缘起”：一切事物待因和合而生，缘尽分离则灭。“此有故彼有”，这是对缘起法则的最好说明。
世间的一切是缘起的，谁高贵？谁低贱？婆罗门也是人，首陀罗也是人，再把范围扩大到众生，包括大家祈祷的对象——神明也是生灵之一。神也是依其善业，才做了神，一旦报尽，仍不免轮回。唯有自己行善，才有善果，唯有出世正道，才能解脱。
至于动力何在？因之由何在？答案是业力。由于相续作用，行为导致业因，由此再生后果。说得抽象一些，就是转动能为势能，然后再由势能转化为动能的循环过程。
做一件事，是动能，然后形成一定的势能——因。过一阵子，等条件成熟了，势能会转化为新的动能。这也是唯识“种现熏生”观的原型，是对沙门思想的完美整合，成为足以抗衡婆罗门教的一杆大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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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自己用沉默来避免毫无意义的玄谈，用“十四无记”总结了不予回答的问题。他说了一个比喻：有人不幸中箭受伤，当务之急是治病救人，而不是追究细节。这对教团内部的教化固然有效，但终究难以面对外部公评。事实上，文字不足的缺陷加速了佛教僧团的分裂。
后世佛教始终面临一个难题：“聚集无我”与“业报轮回”，乍一看来确实是一种矛盾。既然无我，谁来承载记录？轮回无尽，总要有个主体。佛陀说：这种因果观太机械了！真相是“缘起”，唯有彻见这一真相，才能彻底解脱。
然而佛教毕竟是经验教法，一切要基础于实践。佛陀自己有了涅槃的特殊体验，通过教授也让弟子们达到相同之境界。而对于没有这种特殊体验的人来说，要用思辨手段达到了解，可能就比较困难了。
这里有一个惯性思维的陷阱。为了解释业因果报，似乎必须要给业力找一个“家”（“记忆体”）——灵魂、阿特曼、我、神识……。这是外道因果观，不是佛教的！
但一般未能达到“实相”的人们，必要用思辨来想象，那就难免偏颇，甚至后世产生了“有我性”根本变质。毕竟“相续”前后，断还是不断呢？龙树提出的“八不”中观，是对偏离的纠正；用负面表列的叙述方式，阐述缘起的真实义。
但文字毕竟是文字，有人看到“空”字，望文生义，又走入虚无的歧途。便有弥勒菩萨开三时真了义教，重申“缘起”之要旨。凡夫偏离两边，陷入无明，才有无尽生死轮回。只有掌握了不有不空之中道，才能实现解脱。这一教法同样有效规避了“梵化性”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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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心世界外人无法掌握，可外部表现却足以吸引世人。佛教迅速聚集人气，（很多还是因为抗衡婆罗门教的政治因素，）佛陀成为时代明星。在以婆罗门教为“国教”的古代印度社会来说，确实是一个另类。
在这个世界上，不是每个人都愿意放弃红尘的。他们心存侥幸，愿意相信神的能力。虽然神教具有阶级性，但得到便利的人们却以为有捷径可行：即不必吃苦，祭祀就行。只要对神示好，就能永保幸福。
佛教在盛名之下，难免宵小乌合。沙门弟子彼此混处，虽然使思想交流容易，也造成了教团的混乱。当然，这些问题要在佛后才特别得凸现出来。就佛教早期原始创造阶段而言，还是非常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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