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提高了文人的政治地位。
唐和五代十国都崇尚武功，文治荒废。为防止五代乱世的重演，赵匡胤崇文抑武，重用文人士大夫，规定不杀士大夫和上书言事者。他带着文武百官到孔庙祭祀，重视文人的科举考试，在考试中增加了殿试环节，让中举入仕的文人都成了“天子门生”，显尽荣耀，以致京师流行“榜下捉婿”；
他用杯酒释兵权的方式，夺了武将兵权，又分权制衡，改革行政体制，把军权集中在他一人手中。之后，武将受到了来自皇帝、文臣和舆论上下的压制，有志者都不再行武，军事人才减少。
整个宋王朝崇文抑武，造成了人们说的“弱宋”，后人把它归结为宋灭亡的主要原因。
二是出现了士大夫阶层。
士大夫不同于世族，也不同于大夫士。众多士，不再依附贵族。他们来自各个阶层，通过学习，参加科举考试，取得功名，进入宋朝的管理体系，与皇帝共享天下。他们饱读诗书，有知识，有德操，有经验，有能力，有抱负，有担当，有正确的入世价值观和是非判断，有强烈的奉献精神。
宋代以前，诗人、文人基本不是官员，或基本不会做官。宋代以后，大诗人、大画家、大书法家，绝大多数都是担任要职的官员，如苏轼、米芾、欧阳修、王安石、范仲淹等等。
宋朝的士大夫阶层人数太多，待遇又高，冗吏现象使得宋朝财政一度紧张。加上军队人数的不断增长，朝廷要养活军队，养活士大夫官僚，必须要变法充盈国库。
朝廷里要重用文人，所以宋朝没有出现严重的宦官专权局面。
三是产生了新儒学。
或称道学、理学，地位不断上升,影响不断扩大,成为官方意识形态，主导人们的思想。
隋朝比较重视佛教，唐初一度尊道抑佛。宋太祖为了统治的需要，极力推崇儒家学说，宰相赵普更是宣称“半部《论语》治天下”。为了批判佛教道教，进入官僚体系的儒生必须复兴儒学、更新儒学。
儒家弟子开始研究阐发儒家经典的概念、义理，形成完备的理论体系。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和朱熹是主要代表人物。他们强调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本性和优越性，认为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到孔、孟之间，有一脉相承的“道统”，天理是万物的本源；新儒学发展了孔孟儒学，吸收了佛道禅中的部分思想，又关心社会现实，有日常的伦理道德规范并探讨宇宙与人生问题。之前的儒学重礼乐制度，宋代新儒学重格、致、诚、正私人修养，更重教化。
以前，儒学多在上层社会被人知晓尊崇，宋以后，因为崇文、重科举和印刷术等技术原因，使得新儒学广为流传，成为大众的哲学、主流的哲学。新儒学倡导人们积极入世，参与政事，促进了政治经济发展，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宋代科学技术的发展。
宋代用新儒学治理国家，宋代皇帝的庙号里，也第一次用到了“仁”“孝”“理”这些儒学观念词汇。
宋代做出的这些转型，让他有了319年的统治历史，在封建王朝中，仅次于汉。虽然疆域远不如汉唐明清，且国家多难，两遭倾覆，但政治、经济、文化、精神的发展都占据中国古代巅峰地位。堪称“盛宋”。陈寅恪断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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