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文静老师、万山红老师、贾老师的分享。
1、王安石的性格和苏东坡性格的对比。
两人是同时代的人，王安石比苏轼年长16岁，比苏轼官职高资格老。
王安石是北宋朝的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和改革家。从人们称其为“拗相公”可知他的性格特点，用现代话简要地说就是很自信、非常犟，为人处事不会轻易改变自己的看法。
苏轼北宋朝的文学家、书法家、美食家、画家，曾先后任翰林学士、侍读学士和礼部尚书，并出知杭州等地。他生性放达、为人率真，用现代语言表述，就是心胸开阔，为人耿直，不拘小节。
后来苏轼在“乌台诗案”中被定罪候斩时，起初除弟弟苏辙外，满朝文武无一人敢为他求情。王安石听闻此事，亲笔给宋神宗，宋神宗最终下旨释放苏轼，将其贬到黄州。苏轼能避开厄运，王安石的功劳不可抹杀。
两位同时代的风流人物，从没成为真正的敌人，政见上的不同看法，只是在于各自的性格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要说初心都是为国为民。他俩在文学上的相互敬佩，在认识上的彼此宽容，使多年的官场恩怨烟消云散，在中国历史上树立了“文人相亲”的典范。
2、王安石变法为什么失败了呢？
王安石变法失败的直接原因在于急功近利，对变法困难的预估的不足。从熙宁二年七月六路 均输法开始，到熙宁六年六月的短短四年间，共颁布了大小十一项新的立法，其中像青苗法、保甲法、免役法、市易法等等，在宋王统治区都是全面推行。但凡是一个成熟的改革家，都知道变法需要的是循序渐进，试点进行。
王安石丝毫没考虑到这一点，在得到宋神宗的支持之后，便一股脑地在全国推行他的变法。这样的后果便是这些变法措施在推行过程中困难重重，面对这些困难之时，王安石等变法家不是想着如何解决困难，而是一致认为这是反对派在背后使绊子，将矛头指向了反对派。两派的权力斗争最终依旧解决不了这些变法遇到的困难。
例如：原来司马光并不怎么反对，只是觉得变法推进有些激进，当提出建议时，王安石的回应比较激愤。
成绩可以有分层目标，即使达不到最佳目标，有部分达到可以了。王安石对自己结果的极致追求，也让自己在变法的过程中遇到了很多阻碍。
王安石虽然是一个为帝王为国家着想、光明磊落的人，同时也是一个性格倔强、一意孤行、刚愎自用。毛主席说曾说：所谓的政治就是把支持你的人团结的越多越好，反对你的人越来越少就好。
王安石与反对者长期处于争吵中失败了。加上支持他的宋神宗去世了，在元丰八年失败了。
3、以史为鉴，看做人做事。
苏轼中年时，父亲去世丁忧之后，朝堂有变，宋神宗即位，推崇王安石变法，苏轼与之建议不和。
苏轼与陈太守之间嫌隙，反映了苏轼在初入官场时年轻气盛，性格率真。若是苏轼在官场做好“藏”，“忍”，仕途相对会比较顺利些。
关于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变法——不得不变。王安石变法的目的在于改变北宋建国以来积贫积弱局面的一场社会改革运动。以理财、整军为中心，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但历时十几年，最终以失败告终。
王安石变法中，所谓的“理财”，实际上主要是在分配领域内损下益上，实质上就是夺商人、地主、农民之利归于国家。导致在变法过程中丧失了社会基础，损害了社会各阶层的利益。
王安石变法过于急功近利，没有从实际出发，导致出现了顾此失彼的不利局面。改革变法应该缓而图之，但王安石在变法的过程中，却只认定一个目标，而忽略了改革过程中的一些问题。而且，在变法过程中，王安石犯了用人不当的错误，没有培养出变法需要的大批人才，也没有注意吏治的清廉和保持内部的团结。
把事儿做好了，和其他人的关系处理的也很好，才是功成了。若是事儿做了，人关系紧张，不算是功成了。——贾松云
以史为鉴，凡事一分为二，有利有弊。看人也一样，初入职场时，多听“老人言”，先做好藏，不必太过于锋芒毕露，给他人也留有舞台的机会。
一个民族是需要创新的，创新以人为本，以民为本。当王安石只是为了帝王服务的时候，那就变法注定失败。
做人方面，兼听则明。支持的声音和反对的声音我们都要多听，多察、多思。保持好中庸之道，一个人想要把事儿做成的话，是在保持周围人的平衡和谐关系中办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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