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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冒，请假，搜索关于作家的片子，无意中看到了《杰出公民》，打开看，很吸引。想到伯恩哈德或者马内阿，那种毫无留情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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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家丹尼尔可以在诺奖典礼上表示自己的真实想法，包括在后来的老家——小镇萨拉斯表述关于欧洲40多年生活的无聊的真实感受，可以在写在欧洲的小说里真实表达自己对于故乡的复杂情感（看起来是批判居多），但是对于始终生活在小镇似乎注定了离不开小镇的人们来说，作为离开了小镇意味着再也回不去的丹尼尔而言，小镇需要的不是简单的纯粹的真实，而是复杂的纠葛的“假象”，丹尼尔认为这是“无知与愚昧”，但对于小镇而言，他们回报以暴力或者冷漠，小镇生活一日既往，人们看起来在放浪与沉默或者冷漠之间游走，当然并非说毫无温情，但整体的氛围，显得粗糙而压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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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尼亚作家马内阿多年离开故乡居住在纽约，后来又回了一次故乡，留下了《流氓的归来》，那些真实的归乡体验，一方面是难忘的，另一方面又是绝望的，看起来毫无希望，这种体验他写在了一个黑色的笔记本上，最终落在了返回纽约的航班上，这像是寓意着与故乡的最后一次的诀别——就像丹尼尔在最终写出来的新小说《杰出公民》里念道：“我觉得我这辈子所做过的最值得称道的事情，就是逃离了那个地方。 我书中的主人公，他们永远无法离开，而我，也永远无法回去。”回到故乡，对于远在欧洲40年的丹尼尔而言，在想象中总是充满诱惑的，一如马内阿在与索尔·贝娄的交谈中，反复询问是否应该接受邀请返回一次故乡。故乡因为距离而构成了长久的诱惑，只是可惜故乡不是活在想象里，不是活在诱惑里，故乡活在具体的那个地方，经历的是同样的时间的冲刷，容不下一丁点远距离的美好的想象，丹尼尔的诺奖的荣誉，对于小镇萨尔斯的人们的真实的每日生活而言，也毫无意义，为了生存的实际利益，人们可以无所不用其极，任何的小说中的虚构，必须被还原为生存本身的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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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对于丹尼尔，曾经在时空的距离里，产生了一种吸引力，而在消失了这样的距离后，真正踏在故乡的土地上，一切照旧，就如他年轻时的感觉，也许就像他后来跟一位执意邀请他去家里吃饭的同乡人所说的，他们只是碰巧生活在一个镇子上，其实彼此并不了解，也并无要理解彼此内心真实感受的欲望。小镇上人们的欲望，似乎只剩了生存，或者说被压抑到只剩下了生存。理解彼此内心、解读彼此感受的欲望，在日常的冷漠或者沉默中，日复一日在消逝，人们无法以真心相待，围绕着生存作假，围绕着权力作假，当然也围绕着艺术作假，彼此在对方眼中，并非一个真实的、与自己一样的有着七情六欲真实感受的人，而是“异化”为各种名头、各种荣誉、各种权力的人，彼此透过这些“身份”的光环来感知彼此，无心可交，只是最后感到，心本身在迟钝、麻木，而最终浑然不觉，一切安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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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迎接丹尼尔的镇长眼里，还是小学同学安东尼奥的眼里，丹尼尔都并非是那个丹尼尔，在镇长眼里，他是镇子的一项荣誉的代表，在安东尼奥眼里，他是要被证明自己活得也不差的一个比较对象，在一位为自己坐在轮椅上的儿子求取买一个新轮椅的1万美金的父亲眼里，丹尼尔意味着是一个有很多钱的人……丹尼尔不是他自己，而是小镇上人们各种生存欲望的投射对象，丹尼尔当然希望跟别人一样，不要因为这奖那奖而变为一座雕像，但在小镇上，人们似乎更习惯了以某种实用的生存的眼光来看待他，即使是他小说里的虚构的故事，人们也要拆解为道德伦理的东西来理解他，而非试图理解故事里的人，像理解他们自己一样去理解——或许他们对自身的理解，就是在道德伦理的框架中或是在生存的实利中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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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是故乡的40年的时空距离，给了丹尼尔返归的幻象，而他在小镇上的一周左右的时间，还是感到了时空距离的近乎消失，一切无知而愚昧，毫无任何幻象之地，真实的令他想更改而无力，这种感受十分强烈。但小镇上的人们理解这种感受为，是对故乡的背叛，是违反了约定俗成不容置疑的道德伦理，他们不打算更进一步去理解丹尼尔，就像他们好像也不打算更进一步去理解自己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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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解是，丹尼尔40年的写作，秉持的是“一名艺术家，要敢于质询和怀疑”的写作信条，而诺奖的表彰，让他对这一信条本身，感到了“质询和怀疑”，他写作的基调——“敢于质询和怀疑”，在诺奖的表彰中，好像丧失了，这对于他的写作来说，无疑是摧毁性的。所以五年来，他看起来是跑步、一概拒绝各类活动、在湖边看着那只死去的“天鹅”(?)，那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他写作本身的死亡——可是他写了一辈子，除了写作，他一无所是，写作的死亡，相当于宣告了他生命的结束。于是，他接受了故乡的邀请，回去了4天，短短4天，他真实地感受到了小镇生活对他的否定，人们依旧是真实地表达着他们的“愚昧与无知”，而这也正是他40年写作小镇生活时所秉持的“质询和怀疑”的立场，这立场在小镇遭受着真实不虚的否定，并没有人从心底“表彰”他这样的写作立场，即使年轻时的女友，也并不理解他的写作——正是在这种真实不虚的否定中，丹尼尔重新找回了自己的“敢于质询和怀疑”的写作信条，这一信条从未被小镇人民认可，而任何的不认可，正显示着丹尼尔写作艺术的存在感、存在价值。这样，丹尼尔就又找回了自己的写作基调，在一种“敢于质询和怀疑”的真实的对立中，继续进行着。
其实，即便诺奖的表彰，又有多少人是发自真心的认可呢？在颁奖现场，掌声稀稀拉拉，然后有人再鼓起，别的人四下看看，也跟着鼓起来。他们与丹尼尔之间，同样是面子上的，是隔膜的，是无所谓的，只是出于礼节而表彰，并非发自真心的——这只是比小镇上的人更为“文明”一些罢了，小镇上的人的真实感受是直接性的，有时叫人下不了台的。丹尼尔很文明地从诺奖的台上下来了，他可能以为诺奖代表的那么多人，包括观众，都接受和认可他了，而实际上，他们只是文明化了的小镇上的人，而正是这层文明化，让丹尼尔的“敢于质询和怀疑”的立场，显得是在对抗“无物之阵”一般，丧失了真实的回馈，于是也就丧失了真实的写作的力量。
五年后，在小镇的真实不虚的反馈中，作为作者的丹尼尔，重新找回了自己的写作的真实的基调，它被真实不虚地对抗着，它也因此而有了自己的存在感、存在价值。
于是，他不再惧怕任何镁光灯，不再惧怕出席任何活动，因为他又重新找回了，自己的存在的内核，自己的写作的真实不虚的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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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丹尼尔而言，他一直以来以小说家的方式与现实交道，这近乎是他唯一的生活方式，他以小说为媒介，与现实之间始终保持着质疑、反省与批判的关系，这是他小说的基调，也是他针对现实而发出的声音。一如他所感慨的“再一次，现实完胜小说”一般，他以小说为媒介所追求的，只是“再一次，小说完胜现实”，所谓完胜，即持续小说里质疑、反省、批判的精神视野。当然，他打不败现实，一如他也决不允许现实打败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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